“22大明星”诞生记

《文摘报》（ 2012年07月24日 08 版）

新侨会议上周恩来的提议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联合主办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也称“新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重提“双百”创作方针。

会议期间，6月22日，周恩来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30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小聚。

在谈到明星体制问题时，周恩来认真地说，现在我们的电影院里都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为什么不挂我们自己的明星照片？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曾发行过一套苏联电影演员的大头照片，辅以他们的代表作品的剧照，悬挂在电影院、工人俱乐部里。

周总理叮嘱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要把中国自己的明星选出来，挂上去。

几天后的7月1日，是建党40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和与会代表同游香山。他说，你们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我在重庆与张瑞芳、白杨一起坐车时，观众把她们围起来签名，把我晾在一边，你们想想在人民群众中电影有何影响？

下午，周恩来和代表们在香山双清别墅座谈时，再提评选电影明星一事。

评选的标准

新侨会议之后，文化部迅速行动起来。宣传“我们自己的明星”的具体工作，被交给了文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中影公司参考苏联电影的宣传模式，在上报文化部的《调查情况说明》中建议：大面积地在电影院、娱乐场地以及与文化艺术相关联的地方，悬挂广大观众最欢迎和喜爱的演员剧照或个人照片。

夏衍当即批示同意。

文化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影公司立即草拟出一批演员名单，以文化部的名义下发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原意，仅表示需要印发演员照片。

根据指示，四大制片厂分别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文化部将名单上报周恩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平衡老、中、青三代演员的搭配比例，并考虑他们所演的影片的影响力，最后综合评定了名单。

可以看出，评选标准是相对宽松的。

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年全国公映，最初好评如潮，但很快被认为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饱受批判，在50年代初期发展成“新中国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赵丹依然入选了“22大”。

而长春电影制片厂入选“22大”的庞学勤则认为，政治合格非常重要。同为长影厂的演员，曾在《平原游击队》里主演李向阳的郭振清和在《甲午风云》中饰演丁汝昌的浦克，“演技好，口碑好”，却落选了。“我有一条好，啥事没有。革命老区出生，一直在解放区工作，没被捕过，不会有叛变问题，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庞学勤说。

为什么不多不少评22个影星？对此，有多种说法。

一个比较广泛的说法是，这是仿照苏联的“22大人民影星”得来的。90岁高龄的秦怡则提供了一个传闻：1961年，苏共22大召开，“那时候不是批苏修嘛，讲着讲着就出来了”，于是，“22大”之说就叫开了。

找不到明星的感觉

1962年春夏，全国各大影院的苏联明星照被撤下，换上了“22大明星”的照片。

北京市美术公司特地弄来“22大明星”的底片，制作成三四寸的小照片，并附上其作品的名字，通过新华社投放市场，在短短的8个月里，共销售出71万余张。当时连软糖纸上印的，都是“22大明星”的照片。因为买糖的时候不让挑，许多人为了集齐这22个明星的像，就老得去买糖。

在强调国家和集体、批判个人名利思想的1960年代，“22大明星”们自己，对当明星却并不敏感，甚至有些回避。

“去了电影院，也躲着，生怕被人看出来。所以光知道挂了你照片，但不知道是哪一张。”于蓝回忆。

时年27岁的谢芳当时只演过《青春之歌》，跟其他影星比起来，还是刚出道的小字辈。“成名了，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我接着拍戏呗！”77岁的她淡淡地说。

1963年她演完《早春二月》之后出访日本，《青春之歌》的剧照有一层楼高，她乘坐的小汽车在人群中艰难地移动，很多年轻人亢奋地追着车跑，她才回过神来，这就是成名了啊。

庞学勤也是偶然知道“明星”的滋味的。

1962年，他为拍摄《兵临城下》路过北京，老同学“把我带到新街口电影院，指着一张巨幅挂像给我看。我说，这人有点眼熟，怎么像我呀！他们笑了，这就是你呀！”

可惜好景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