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奶奶与保姆

    从1985年至今，孙世英前后雇用了约20位保姆，她帮助其中的几位学习了从解剖生理、内分泌知识到英语、缝纫、财会等技能。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出入孙家的这些小保姆，如今有人成了月薪近万元的“金牌月嫂”，有人当上初中英语教师，还有人成为企业会计，走上了自己过去未曾预料的道路。人们称92岁的孙世英为“春蚕奶奶”。

    “这些小姑娘就像我的孙女一样”

    “春蚕奶奶”如今与女儿、女婿一起住在北京北四环外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由于女儿坚持做“丁克”，这个三口之家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

    上世纪80年代，孙世英从郑州铁路中心医院妇产科离休。那时她常年被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困扰，于是家里开始请保姆。

    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孙世英家也先后换过将近20位保姆。但只要她们在这里工作上几个月，这位曾经中风、患过乳腺癌的老人总能记得住她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甚至还保留着其中一些女孩的照片。

    “安芳、艾菊、凤如、邦燕……”她伸出生满皱纹的手指，一个个数着说，“我家里人不多，儿子一家移民美国，所以这些小姑娘就像我的孙女一样。”

    当年18岁的河南姑娘安芳是这家的第一个保姆。在老太太看来，她虽然已经初中毕业，却对继续学习文化知识不太上心。不过，孙世英也发现，安芳喜欢做缝缝补补的活儿，于是在60元工资的基础上，又每月补贴她15元去缝纫学校学习。

    艾菊则是个爱学习的姑娘，并且特别喜欢学英语。曾经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孙世英帮她买了录音机，教她口语，甚至常主动对艾菊说：“那我们就开始conversation（对话）吧！”后来，艾菊继续读了中专、大专，在河南一所中学当上了英文教师。

    “她是用心对我好啊”

    尽管孙世英已经记不清邦燕究竟在自己家里工作了多少年，但她仍记得1992年第一次看见这个女孩的样子。她长相清秀，身高却只有1.38米，进门的时候怯生生的。

    在这里，最初连米饭都蒸不熟的邦燕是从做饭学起的。

    对邦燕发生最大影响的转折，在她来到北京两年后。那时，她已经对一般家务活儿驾轻就熟。在孙世英看来，邦燕每天都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那不如就来学点知识，反正也不耽误事”。

    于是，每个星期总有两个下午，这一老一少就趴在客厅的餐桌上学习。邦燕并不知道，这些当时看来好像不太用得上的知识，在她未来的生活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老太太想给她介绍对象。邦燕的身高成了难题，先后3个男人都不同意。第4个人最终成为邦燕的丈夫。那是个身高1.8米的男人，他的表哥与孙世英的女儿是同学，他也十几岁就来到城市打工，家庭条件不算太好。

    1999年，他们结婚。酒席只有一桌，是孙世英和家人帮着置办的，老人还将自己摸彩票时中的一台25英寸彩电作为陪嫁。

    后来，邦燕生下一个女儿后，就在北京做起了月嫂。目前，她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9000多元。

    有人问起孙世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帮助家里的小保姆。老人则会提起一个20年前的故事。邦燕刚到她家的第一天，孙世英就因心脏病住进武警总医院。尽管病房里还有一张空床，但邦燕却整夜未睡，盘腿坐在床沿，目不转睛地盯着老人。她不知道什么是心脏病，也不知道这种病该怎么护理，但她“就是觉得害怕，就怕睡着了听不见你叫人”。

    “她是用心对我好啊。”老人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道。

    “人跟人应该平等”

    有关“春蚕奶奶”和保姆们的故事，实际上是在一本名叫《历程》的书里被找到的。这是孙世英老人90岁那年写的自传，讲述了她和丈夫一生的故事。

    她1921年出生于江苏徐州，祖母家经营银楼，是徐州城的第二大富商。父亲曾参加北伐战争，任职团长，后又在徐州任过盐务局纠察队长和税务局长，“都是肥官”。因此，孙世英从小读幼儿园、教会学校、高级助产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丈夫刘琦行与她青梅竹马。刘父是黄炎培的同学，曾任国民党苏浙皖监察使、南京教育局长。刘母1909年就加入同盟会，后以“革命元老”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的国大代表。

    这样的两家人，或许很难想象，自己的儿女居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他们在南京举行婚礼时，后来在台湾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前去道贺，李宗仁、宋美龄也专程派代表前往。当这些国民党大人物走进一楼大厅的婚宴时，地下党却正在二楼孙世英的新娘梳妆室里召开秘密会议。

    为了躲避蒋介石政府的迫害，这对年轻的夫妻曾躲去香港。1949年4月，政权改变前夕，他们乘船北上，回到北京。

    老先生刘琦行在几年前去世了。如今出门已经需要坐轮椅的老太太，还是会时常将话题说回到那些过去的时光。

    她说，自己一生为人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她的祖母，那是个善良的前清女人，如果有乞丐来家里讨饭，这位女主人都会亲自将好饭好菜送到乞丐面前。而另一位，则是她的“老乡”周恩来，“他是个无儿无女却毫不自私的人”。

    “人跟人应该平等。”孙世英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后一直坚持到今天的信念。

    “我多了很多孙女，这是福气啊”

    其实在孙世英老人的家里，并非没有雇主与保姆间的矛盾。

    曾有过一个“流兮兮”的保姆，“脾气坏得很”，喝骂了老人从美国回来的孙子。“我老了，也不想听她大声说话。”孙世英说。另一个保姆，丈夫赌钱，又有了婚外情，她便每天像“发疯了一样”。有时，老人让保姆去买一盒华素片，她也会偷偷地从盒里拿一板药藏起来。这样的小问题积多了，老人最后只好把她们辞退。但无论如何，如果对方要回老家，她总是会为她们买好回程的火车票。

    有时，老太太会想起小萍。为了900元彩礼钱，这个女孩9岁就被父亲订了人家。“那么小的孩子订个什么婚！”孙世英听说此事后气愤极了。她告诉小萍，赚到钱千万不能乱花，一定要赶快把彩礼钱攒出来还上。

    小萍也是一个小学都没怎么上就外出打工的女孩。在孙奶奶身边，她学会了使用计算器，也学习识字。

    可有一天，小萍出去逛街买衣服，突然慌里慌张地跑回家。“奶奶，我拿了人家一件衣服。”她嗫嚅着告诉老人。孙世英简直不敢相信小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她让女孩马上把衣服还回去，可女孩哭着拒绝：“我不能还，还了他们会叫警察抓我的。”

    没过多久，小萍离开了这个家。

    所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事，并没有让“春蚕奶奶”怀疑自己最初的想法，她仍旧认为，“女孩们本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把她们拴在身边，就是害人家嘛”。就像如今在她身边工作的张崇，丈夫生了重病，老太太理解她希望能像邦燕一样做月嫂，多赚些钱。

    前不久的一天，张崇用轮椅推着老人到市场，买回一个“长手长脚的青蛙人玩偶”。回到家，孙世英将玩偶用作“教学器械”。“你看，洗澡时要轻轻按住婴儿的耳朵。”她开始一丝不苟地给保姆演示，如何“将掌虎口环于后脑勺，拇指和中指按住小孩的耳朵”。

    也许过不了多久，张崇也会借助她培训的力量，走向更远的地方。“有时候，雇保姆雇得伤心极了，我家都成了培训所了。”这个看上去有些衰弱的老人叹了口气，但随即又高兴起来，“她们从我这里出去，大多都把这儿当成家，时常会跑回来看我。我多了很多‘孙女’，这是福气啊。”

    (《中国青年报》7.18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