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诞生地

    在上海开车，走上延安路高架桥，经过老成都北路时，能看到被大片浓郁的绿色“包裹”着的一处典型石库门建筑。这就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曾经的地址称做“辅德里625号”，现为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

    中共第一部《党章》诞生于“二大”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为期8天的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该章程共有六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它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党的事业由此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二大”创造的“第一”还真不少：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而那些笼罩在“二大”上的故事和谜团，让人们禁不住停下匆忙的脚步，踏进“二大”会址纪念馆徜徉一番。

    首部党章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从黄陂南路的“一大”会址纪念馆到老成都北路的“二大”会址纪念馆，步行不过20分钟。这短短一公里多路，对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非同寻常。

    1921年7月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但早期共产党人实践经验不足，尚未完全认清国情、社会性质和当时主要矛盾。党章理应伴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然而在“一大”召开时我党未制定党章。而从1921年7月到1922年6月底，党团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正式的章程，作为党的行动指南。

    “二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铅印小册子，32开，里面包含了在“二大”上通过的10个文件，最后10余页收录的便是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

    这是一本复制件，原件珍藏于中央档案馆，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它的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保存故事。故事的线索是小册子封面盖有的收藏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

    谁是“张静泉‘人亚’”？他与中共“二大”文件有什么关系？张静泉，又名人亚。1898年出生在宁波市霞浦镇，16岁时为谋生到上海凤祥银楼当制作工，1921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加入共产党，是上海最早的21名工人党员之一。张静泉先后担任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等多个职务。

    说到这，或许有人要问：张静泉没有参加“二大”，为何会得到小册子？

    据档案资料，可以作如下判断：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会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9个决议案送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此同时，还铅印了小册子，分发给党内人员学习贯彻。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的陈公博得到一本，赴美后将其翻译成英文并附在了自己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里，由此有了文献的英文稿；而张静泉也获得一本。1928年冬，张静泉奉命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张静泉最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党内文件的安危。经再三考虑，他决定将这些文件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乡下，托父亲张爵谦代为保管。

    一番深思熟虑后，张爵谦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向邻居们佯称：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恐怕早已死了。接着，老人就在镇东面为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静泉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把张静泉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件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老人十分清楚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始终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后“原物奉还”。没曾想，老人再也没能见到二儿子。

    实际上，张静泉已于1932年殉职。于是，老人叫三儿子张静茂从墓穴中取出文件带回上海交给相关部门。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带回上海后，专门刻了两枚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在文件和书报上。在这些秘藏文物中，仅建党初期党内学习的著作、杂志就有几百本。这之中就包括了铅印的“二大”小册子，“二大”通过的所有正式文件由此被完好保存下来。

    “二大”为何选择在李达家召开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29条有这样的内容:“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23日)议决”，明确指出了大会的会期，不但精确到月，甚至精确到日。然而，“二大”的召开地点并未提及。

    据记载，吸取“一大”的经验，为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二大”决定分几次召开全体会议，每次都变换地点，其余时间则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进行小组讨论。然事隔数十年后，物是人非，许多代表已去世，幸存于世的代表大都是外省人，根本无法记住上海五花八门的石库门建筑。直到1954年2月23日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收到一份来信，争议才尘埃落定。

    来信者是正在湖南大学教书的李达，他在信中写道，“二大”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他的家中——上海市南成都路（今老成都北路）辅德里举行的。“二大”会址纪念馆二楼展厅，展示着一份影印版的史料。那是李达妻子王会悟专门请人手绘的辅德里625号建筑平面及家具摆设的草图，图上连湖南篾篓子、自转椅等都清晰标明。

    疑问随之而来，“二大”为何选择在李达家召开？

    “二大”会址纪念馆学术顾问王志明透露，“二大”曾考虑过去广州召开。鉴于当时广州的政情复杂，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

    建党初期，党的代表大会基本上是在党的领导人家中召开的。

    相对而言，较安全的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辅德里625号是李达和王会悟新婚后的寓所。这里是一所处于深巷内的石库门房子，整幢房子由李达一家居住，没有外人。房子的前门、后门都可以通行，周围是整片相同的石库门房屋，625号淹没在一片石库门房子中，不易叫人辨识。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发生情况也便于疏散。

    “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便在李达家的客厅里召开了。开会时，李达夫人抱着不满1岁的女儿在门口负责警戒。只是，“二大”一共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其他两次全体会议的会址已经无从考证了。

    （《文汇报》7.7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