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黑诊所

    它隐匿在城中村中，虽然不合法，却偏偏有人去那里看病——

    今年端午节的晚上，一声凄厉的喊叫划破了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村的傍晚。

    “出事了！”来不及放下盛满粽子的搪瓷盆，刘淑兰（化名）闻声便疾步朝着西后街的方向走去。等她走到时，已经围了不少人，她问旁边的人“是怎么回事”，后者告诉她：“好像是输液输死了人。”

    如今，距离事发日已过去半个多月了，出事的黑诊所已被有关部门取缔，但衙门口村的村民依然有些惊魂未定。

    外来务工人员的选择

    事发地点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村，在这个流动性很强的外来人口聚居地，刘淑兰没什么朋友。

    关于出事家庭，她并没有多少接触，只知道死者“刚搬到这里不久，租房住，31岁，四川人”。

    “多年轻啊……”她感叹道。

    三年前，46岁的刘淑兰跟着丈夫和儿子从山东老家来京打工。通过老乡介绍，全家在衙门口村落了脚。几乎都是平房的衙门口村紧邻西五环主路东侧，西面是一个高楼耸立的商业小区，北面三站地可至地铁站，是典型的城中村。刘淑兰在北京的任务是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孙子。

    在这里，本地人不多，像刘淑兰这样的外地人占据了大多数。南腔北调，让刘淑兰觉得“挺新鲜”。但随即她发现，“似乎只有老乡最好打交道”。

    刚到北京时，刘淑兰的孙子患了感冒，她不知该到哪里去找医生，在家急得团团转。眼看孙子的症状有增无减，她跑到附近小商店问店主“哪里能买到感冒药”。正巧碰上平日关系不错的老乡。老乡告诉她：“我知道个诊所，也是咱山东老乡开的，带孩子去看看吧。”

    一听是山东老乡，刘淑兰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她赶紧带孙子向西后街的方向走去。此行的目的地，就是日后出了人命的这家诊所。

    当时的刘淑兰并未预料到开头的那幕惨剧。踏进面积不大的诊所，口音的相近让刘淑兰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她赶紧让“医生”看了看孙子的症状，并拿了药。

    无论如何，“老乡医生”开的药还是见效了。没过几天，小孙子又欢蹦乱跳起来。

    那之后，一旦家人谁有个头疼脑热，刘淑兰都会到这家诊所去开药。她也慢慢知道，在诊所不远处的两条街上，还存在着至少两家诊所，但最终，她还是觉得：“老乡最靠得住。”

    到黑诊所看病

    同住在衙门口村的张成（化名）是河南人，有一次张成发烧，他到村里另一家黑诊所看病。大夫要给他输液，“我就问他会不会输液，他说会，没问题。”张成回忆，刚开始他还不敢太信任，可看到小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也就放心了。

    输完液，张成在诊所里坐了十几分钟。他看到不少女患者被领到隔壁一间小屋里，不知在做什么检查，“很神秘”。

    刘淑兰知道答案。

    去年，刘淑兰一位老乡怀孕了，孕妇想去做个B超看看孩子性别，于是刘淑兰带孕妇来到张成输液的这家诊所。孕妇被带到了一间小屋里，接下来的二十来分钟，刘淑兰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孕妇从小屋出来时，脸上带着几丝喜悦。她告诉刘淑兰：“姐，是个男孩儿，不用做人流了。”

    非法挑战合法

    今年春节过后，刘淑兰在村里遛弯时突然发现，在这家诊所对面，有另一家诊所。这家诊所房子气派，跨进门是打通的一小片长条状空地，再上个高台阶，才能进到诊所里面。

    这家让她觉得陌生的诊所正是卫生局在此设置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长期在这里上班的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相对于其他小型黑诊所而言，这里才是村里唯一的官方医疗机构。

    但正是在两家诊所相对的、只有两米多宽的小路上，张成愣是选择推开了黑诊所的门。

    “我知道那家诊所被卫生局贴了好几次取缔公告，但它比对面诊所便宜啊，而且医生都脸熟。”张成说。

    这道“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题，很多村民都选择了黑诊所，因为，这让他们有一种“亲切感”。

    村民们不喜欢主动解释原因，但若细究，便能探知一二。

    社区卫生服务站虽有正规诊所的全部资历，但依照规定，只处理常见病。而对于人流、B超测性别、上环取环等检查和手术项目，服务站不予接诊。而这些，黑诊所敢做。

    不知从哪里购来的B超机和手术设备，“医生”便可操刀上阵。刘淑兰也曾心生怀疑：“小诊所和大医院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但她不知道有照与无照的区别，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能解决问题就得了”。

    两家诊所的工作时间正相反，社区卫生服务站朝九晚五，对面诊所则是晚五朝九。

    村里来了执法队

    刘淑兰第一次有了“正规还是不正规”的概念，还是在一年前的一个上午，卫生执法大队的人员来到了衙门口村，一家无照黑诊所被查了。被查的诊所刘淑兰没去过，但她第一次隐约感觉到：这种诊所是不合法的。

    多年的摸查，石景山区卫生监督所所长鲁文盛已对黑诊所的猫儿腻再熟悉不过了。“有些黑诊所，低价回收旧药品，而这些非法行医的人，很多之前在家都是农民，他们来到北京，看到开黑诊所有利可图，便放下锄头、拿起针头。”

    每次执行任务，都是考验卫生局工作人员智商的时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把设备、药品一藏，大门一关，从外面看，若非火眼金睛，根本看不到里面的真相。

    更让鲁文盛无奈的是，每次行动，几乎都只能查处一家。“会有老乡提前跑到其他诊所去通知，我们查了这一家，下几家早就关门了。”

    在鲁文盛看来，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传统，是黑诊所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保证。

    出事后的思考

    刘淑兰只有初中文化，村子里的很多外来人员文化程度都不高，大家都坚守着最初的传统与信任。

    对此，鲁文盛也在思考：加大观念的宣传，是否是根治黑诊所的有效方法。为了让更多的村民明白黑诊所的潜在危害，石景山区卫生局录制电视宣传片、发放纸制的“致居民的一封信”，想要告诉更多的人：“要把自己的人身安全当回事儿。”

    与此同时，石景山区卫生局还批准了几家正规、有照、可以夜诊的个体诊所，以弥补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时间上的不足。

    事发后，那位年轻妇女的真正死因依然没有定论。“可能是因非法行医致死，也可能是在诊所里突发疾病致死。”鲁文盛说。真相只能通过尸检来揭露。

    但每个人的心中都生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村民开始琢磨：“以后要不要到社区卫生服务站去看病呢？公家开设的诊所应该更保险吧。”

    （《法治周末》7.12 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