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实施倘若灵活 “刻章救妻”或可避免

    北京男子廖丹为给尿毒症妻子做透析，私刻公章、伪造单据，4年间骗取北京医院17.2万元透析费。事情败露后，廖丹被提起公诉。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在了解此事后，通过媒体向廖丹转交了17.2万元捐款，争取以全额退赔的方式为廖丹争取缓刑。7月15日，廖丹退赔了全部赃款。

    廖丹的妻子是河北易县人，为当地农村户口，按规定不能享受北京市的医疗保障。如果加入易县的新农合，又面临往返奔波之苦。但廖丹仍有得到政府救助和社会资助的可能性，比如北京市的“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就可以惠及廖丹的妻子。按照相关制度，廖丹还可以向区县民政部门申请临时救助，以及向市慈善协会申请慈善帮助等。

    那么，廖丹铤而走险的原因又何在呢？从报道看，首先是廖丹的文化水平不高，对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的了解比较肤浅，不善于寻求政府救助和社会资助。他选择违法的“私力救济”这一下策，与所谓的“底层怪圈”是有关系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困难人群制定的特殊救助制度，在现实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响应能力。廖丹多次为妻子申请医保，但街道工作人员除了“掏心窝子”表示爱莫能助之外，并没有向廖丹指示更多、更有效的救助方式。虽然街道办也曾为廖丹申请特困救助，却迟迟没有下文，也让当事人颇为无助。分析可以看出，廖丹的“刻章救妻”悲剧并非全然由制度导致，而主要是因制度失敏所引起的。

    从廖丹的特殊经历中不难看到，好的立体化救助制度只有得到更好的落实，受到重大疾病困扰的家庭才能获得切实的帮助，整个社会也才能避免一再陷入情理纠结与情法冲突的心理怪圈。

    （《北京青年报》7.17 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