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性格与命运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投奔国民党，被蒋介石任命为军统副主任，在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做事。军统时期的张国焘一筹莫展，颇为落寞，对自己在中共内部曾有过的显赫地位不无留恋。据沈醉回忆，张国焘曾跟他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

    在长征路上，张国焘的确有机会干掉其他的党中央成员，成为一把手。当时，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数倍于中央红军，完全有能力实现其意图。在与毛泽东等人发生南下还是北上的决策冲突后，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率领红军右路军（多数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而行）南下。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密报中央，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连夜率红一军、红三军及军委纵队北上，方脱离险境。红四军中还有人主张动武阻拦，经徐向前坚决制止才得以幸免。若非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举措，张国焘还真有可能成为一把手，只是红军及中共的命运恐怕就难测了。

    张国焘说自己不够泼辣，确切地讲，是嫌自己不够独断，尤其是在与人发生冲突、受到外界压力时不能坚持己见。在回忆录中，他也多次对这一性格表示不满。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张国焘曾反对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会使中共丧失独立性，而且会让那些老国民党员感到共产党人去抢位子，势必导致国共交恶。在他看来，国共合作的方式应当是“两党联合”，“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和权势”。但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压力下，他屈服了，最后还出席了国民党一大。

    又如，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失败后，他带领红四军进入川北，打算抛弃过去的苏维埃政策，建立“四川人民政府”。他认为苏维埃政策是失败的，政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但中央来电严令不得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要求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时，他又屈服了。但他心中却愤愤难平，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政策。”由此他感叹道：“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

    张国焘认为自己不够“泼辣”，内心可能有一个人物作为参照，这个人物就是他切齿痛恨的毛泽东。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性格的确要更为“泼辣”。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就是一个颇具“霸气”的人物，在政治、军事谋略等大问题上，他更是自信十足、坚持己见，他甚至敢于违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命令。德军侵入苏联后，斯大林唯恐日军夹击，要求中共主动发起对日军的攻击以形成牵制，而毛泽东就是不出兵。对中共党史深有研究的学者杨奎松慨叹：“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领袖换成陈独秀、王明，哪怕是张闻天、刘少奇，它也还是很难走到它的1949年。”反观张国焘，则缺少这种“一意孤行”的泼辣劲儿。他不仅不敢违抗共产国际的命令，甚至对与自己积怨颇深的王明也俯首帖耳。可见，若以能够坚持己见、抵制外来压力而论，张国焘的确不如毛泽东“泼辣”。

    张国焘的悲剧，多少与他的“不够泼辣”有关。不够泼辣，意味着性格中存在软弱的成分，在关键时刻往往缺乏血性，缺乏一种宁为玉碎的精神。由此不难理解，张国焘在1924年被北京政府抓捕后会变节，供出李大钊等党内同志的名单。也不难理解，在投降国民党后，张国焘竟然会接受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的安排。其委曲求全至此，岂偶然哉？

    历史人物的性格，颇值玩味。因为它所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浮沉，而且往往关系到历史的大事因缘。如果张国焘的性格再“泼辣”一点，整个中国现代史的面貌，恐怕会为之改变。

    （《博览群书》2012年第7期 胡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