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启功先生

    今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百年诞辰，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7年了。启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贡献卓著的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是一位爱党爱国的民主人士。

    我是1942年与先生相识，并拜为书画老师的。

    “文革”后我调回北京工作，即开始寻访启功先生。我已听说了先生这些年的不幸遭遇：1956年，自幼抚育先生成人，相依为命的慈母和未出嫁的姑姑相继病逝；1958年，在北京画院协助工作的启功先生被补划为“右派”，剥夺了执教资格，停发工薪；1966年，在“文革”中受到批判；1975年，夫人章宝琛病逝，先生无子无女，孤身一人寄居在内弟章宝珩家，同年大病，险些丧命……年逾古稀的启先生能够承受住如此一连串的沉重打击，着实令人慨叹！

    1978年秋，我住在西直门招待所，距启先生居住的小乘巷很近。一天晚饭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先生住地，来开门的正是章宝珩先生。只见院子不大，满地落叶，北房三间是章先生住的，两间平顶南房是启先生住的，我推门进入，见外间除在墙角支着一张木板床，堆有杂物外，没有任何东西。里屋挂一白布帘。挑开门帘，只见启先生半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室内一桌二椅，靠墙是一大书柜。我见先生起来，立即上前敬礼、问好，紧紧握住先生的手。先生对我的突然到来，一时目瞪口呆。

    这一年的秋、冬，是我到启先生家次数最多的时期。

    经过多次交谈，我深感先生还是那么大度开朗，从不讲不愉快的事，也没有不满情绪，有时还爱讲些笑话。在谈到书法创作时，启先生对我讲述了他的“三不写”：一是没有出处的诗词不写；二是个人自作的不写；三是称谓不当的不写。

    有一天饭后，来了一对年轻失妇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进门来就对启先生说：“教我们这孩子写字吧！”先生回答说：“你们先教孩子学文化吧！没有文化学什么书法！”二位见屋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只好走了。走后，先生对我说：“学书法不是练杂技，越小越好。”

    我知道先生从不写篆隶，所以，在谈到作为一位书法家要不要做到“各体皆精”时产生了分歧。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先生却认为：“为了画鸡还要先画蛋，画蝴蝶先要画蛹吗？”我坚持说：“书法家还是应该兼攻各体，这样才能博采众长。”先生又说：“唱京剧的青衣还要会唱花脸吗？”这个问题没有再争论下去。

    1982年，启功先生时逢古稀，离开了蛰居20多年的小乘巷，搬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这栋小红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设备简陋。每天下午，窗外树影摇曳，先生戏曰：“浮光掠影楼”，自寓主人的学识浅薄。此后，启功先生的生活起居、备课、创作书画、接待客人、辅导学生，都没有离开这栋红楼。

    此时，高等院校的教育步入正轨，压在先生肩上的教学担子也越加繁重。学校成立学术委员会时，他被选为学术委员；开设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班，任导师，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校外活动也与日俱增，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84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先生由第一届的副主席当选为第二届主席。来访的、索要书画作品的客人络绎不绝。

    经常，启先生半天也放不下笔，有的客人张口就要四五件，先生是有求必应。有一次，下午写到天快黑了，写了十多件。为了让先生休息一会，我自荐来替他盖章。先生却说：“不忙，我自己来。”一件作品完成后，还要反复检查，没有任何瑕疵，最后才出手。

    在和启先生闲谈中，我曾说到市场上有很多他的书法赝品，10元一件。先生说：“人家要吃饭嘛，你能不让人写？”当说到如何鉴别真伪时，先生说：“写的最不好的就是我的。”

    启功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扰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谧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光明日报》7.13 那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