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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2年07月14日 星期六

    回忆启功先生

    《 文摘报 》( 2012年07月14日   06 版)

        今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百年诞辰,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7年了。启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贡献卓著的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是一位爱党爱国的民主人士。

        我是1942年与先生相识,并拜为书画老师的。

        “文革”后我调回北京工作,即开始寻访启功先生。我已听说了先生这些年的不幸遭遇:1956年,自幼抚育先生成人,相依为命的慈母和未出嫁的姑姑相继病逝;1958年,在北京画院协助工作的启功先生被补划为“右派”,剥夺了执教资格,停发工薪;1966年,在“文革”中受到批判;1975年,夫人章宝琛病逝,先生无子无女,孤身一人寄居在内弟章宝珩家,同年大病,险些丧命……年逾古稀的启先生能够承受住如此一连串的沉重打击,着实令人慨叹!

        1978年秋,我住在西直门招待所,距启先生居住的小乘巷很近。一天晚饭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先生住地,来开门的正是章宝珩先生。只见院子不大,满地落叶,北房三间是章先生住的,两间平顶南房是启先生住的,我推门进入,见外间除在墙角支着一张木板床,堆有杂物外,没有任何东西。里屋挂一白布帘。挑开门帘,只见启先生半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室内一桌二椅,靠墙是一大书柜。我见先生起来,立即上前敬礼、问好,紧紧握住先生的手。先生对我的突然到来,一时目瞪口呆。

        这一年的秋、冬,是我到启先生家次数最多的时期。

        经过多次交谈,我深感先生还是那么大度开朗,从不讲不愉快的事,也没有不满情绪,有时还爱讲些笑话。在谈到书法创作时,启先生对我讲述了他的“三不写”:一是没有出处的诗词不写;二是个人自作的不写;三是称谓不当的不写。

        有一天饭后,来了一对年轻失妇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进门来就对启先生说:“教我们这孩子写字吧!”先生回答说:“你们先教孩子学文化吧!没有文化学什么书法!”二位见屋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只好走了。走后,先生对我说:“学书法不是练杂技,越小越好。”

        我知道先生从不写篆隶,所以,在谈到作为一位书法家要不要做到“各体皆精”时产生了分歧。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先生却认为:“为了画鸡还要先画蛋,画蝴蝶先要画蛹吗?”我坚持说:“书法家还是应该兼攻各体,这样才能博采众长。”先生又说:“唱京剧的青衣还要会唱花脸吗?”这个问题没有再争论下去。

        1982年,启功先生时逢古稀,离开了蛰居20多年的小乘巷,搬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这栋小红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设备简陋。每天下午,窗外树影摇曳,先生戏曰:“浮光掠影楼”,自寓主人的学识浅薄。此后,启功先生的生活起居、备课、创作书画、接待客人、辅导学生,都没有离开这栋红楼。

        此时,高等院校的教育步入正轨,压在先生肩上的教学担子也越加繁重。学校成立学术委员会时,他被选为学术委员;开设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班,任导师,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校外活动也与日俱增,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84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先生由第一届的副主席当选为第二届主席。来访的、索要书画作品的客人络绎不绝。

        经常,启先生半天也放不下笔,有的客人张口就要四五件,先生是有求必应。有一次,下午写到天快黑了,写了十多件。为了让先生休息一会,我自荐来替他盖章。先生却说:“不忙,我自己来。”一件作品完成后,还要反复检查,没有任何瑕疵,最后才出手。

        在和启先生闲谈中,我曾说到市场上有很多他的书法赝品,10元一件。先生说:“人家要吃饭嘛,你能不让人写?”当说到如何鉴别真伪时,先生说:“写的最不好的就是我的。”

        启功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丧扰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谧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光明日报》7.13 那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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