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大菜园村是林州市(原林县)治下的一个普通村庄,40年前,它不经意间走进了享誉世界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纪录片中。然而,《中国》在西方大红大紫之时,在它的拍摄地却命运多舛。当时中国政府认为它恶意丑化中国,不但对其禁演,还掀起了巨大的批判声浪。
安东尼奥尼到林县拍摄
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第二年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申请到中国拍摄纪录片。经周恩来总理同意,中国外交部发出邀请。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一行辗转来到北京。北京、河南林县、苏州、南京、上海成为中国官方同意他拍摄的5个地方。其他4个地方都是大城市,而林县则是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奇迹的地方。5月28日,安东尼奥尼从北京来到林县。
在林县拍摄的4天时间里,安东尼奥尼没有过多地去拍摄红旗渠,而是让更多的镜头静静地掠过农村。这里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鲜,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拍小学、拍胡同、拍田间地头……
22天后,安东尼奥尼带着3万米胶片离开了中国,并制作了纪录片《中国》。1973年1月,22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首映式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其中的林县部分占30多分钟。该片产生了巨大轰动,也受到了西方的追捧。
纪录片遭到中国批判
让安东尼奥尼没有料到的是,《中国》遭到了来自当时中国的猛烈批判,中国官方下令查禁。
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显示,真正的原因是一个短短数秒的镜头。在一个表现社会主义农业的猪圈的镜头中,一只只猪懒洋洋地趴在猪圈里,朝着镜头傻乎乎地摆头晃脑,而背景音乐却是文革中最红火的革命歌曲。
原来,这段和镜头极不协调的音乐,是当年安东尼奥尼拍摄时养猪场广播站正在播出的音乐,而一点不懂中文的他,并不知道这个歌里唱的是什么内容。
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个镜头被认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许多中国民众在放映厅外面集会示威。而在中国国内,开始了席卷全国的批判运动。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拉开了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帷幕。文章认为,《中国》大拍特拍中国落后的一面。在影片中,北京被抹上一层青光,更加古旧,住房非常简陋;庄严的天安门故意拍成时远时近的破碎集市;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据资料记载,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批判文章最终结集为《中国人民不可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字数达12万字。
作为回应,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摄了纪录片《红旗渠畔展新图》,在国内外放映。
32年后在北京上映
2004年,时隔32年后,最富争议的《中国》在国内首次放映,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中国》纪录片以《我爱北京天安门》歌曲开始,像一只沧桑的大手,一下子把人们拽到了时空隧道。影片中也有这样的镜头:纺织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
解说词在最后说:“中国正在开放它的大门,但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用它的一句老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林县大菜园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马东升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他说,那时,他发现摄影师在偷偷拍摄土坯墙草房,他通过翻译和安东尼奥尼交涉。说群众住的绝大部分房子是红瓦房,你为什么拍草房?草房不能代表大菜园的面貌。
安东尼奥尼解释说,我尊重你的建议,现在只是取镜头,回去后还要剪辑的。马东升看到《中国》后,果然没有土坯草房的镜头,他沉淀在心底30多年的这个谜团终于解开了。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安东尼奥尼说:“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想做见证,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文史精华》2012年第3期 殷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