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的家庭角色

    养老金在一个家庭里的角色，不仅关乎老人的晚年生活质量，还直接影响代际成员之间的资源与情感分配。这里，我们从北京、长春和濮阳各选取一个普通的城市之家作为观察样本，可以看到不同群体对养老金制度的不同期许。

    北京，体制变化中的焦虑

    刚做妈妈的北京姑娘蔡璇，在一家外企上班，公司属于世界500强，福利不错。蔡家是个典型的“421”结构的家庭。

    57岁的蔡妈妈最早在红都制衣厂上班，后来去了纺织科学研究所，虽然仍然在一线做生产工人，但单位性质却从以前的国企变成了事业性质。2005年，蔡妈妈满50周岁，正式退休。那一年正赶上纺科所改制，以前的事业性质变成了企业性质，需要从工资中缴纳养老保险。“以前的养老保险都是单位给交，所以当时很多人有意见。”可是，现在回头看，蔡妈妈算赶上了政策的好时候。也就是从她退休那年开始，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职工的退休金标准。她的退休金，从当初的1700元，到现在已经涨到3000元。而比她早一年退休的工友们，却仍然按照事业单位的标准领取，1600元，直到前两年才涨了一些。

    蔡爸爸1969年参加工作，在市审计局上班，属于政府公务员。但实际上，他从1993年开始就在审计局办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工作。1999年，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留在马上要改制成企业性质的会计事务所，要么就办理退休。蔡爸爸选择了后者，退休金800元，与上班时的1000元工资相差不大。公务员的退休金也在连年上调，到现在他每月能拿到4000元，“比企业单位更有保障”。

    领退休金的家庭成员还有蔡璇的公公。他从首都汽车集团公司退休，属于国有企业性质，退休金也能有3000元。可是，不幸的是，2004年，蔡璇的婆婆查出患有鼻咽癌。蔡婆婆以前在朝阳印刷厂上班，属于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单位效益不好，退休金也没多少。虽然她有医保，但对于这种大病来说，很多治疗项目仍属于自费。到2007年蔡婆婆去世，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表面上看，这个传统的“421”家庭，现在正处在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老人们都有退休金，而且还赶上了“政策末班车”的福利分房。可是，蔡爸爸却为未来担心：“照现在的物价上涨水平，孩子们交的这点养老保险，几十年后还能养活自己吗？”蔡爸爸早在蔡璇14岁那年就为她买了一份商业保险，他退休金的结余用来投资纪念金币，“希望能给孩子留下点保值的东西”。

    更大的焦虑来自对未来政策的不稳定预期，从祖辈到父辈再到蔡璇以及她的小宝宝，看上去与体制的距离越来越远。老辈人已经习惯了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作为体制中人，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可是，政策的变化也让他们一次次体验到个体命运的无常。

    长春，被遗弃的工人之家

    相比蔡家对未来体制变动的焦虑，长春的马大爷一家还在为眼下的生活焦虑，因为退休金就是这个工人之家的经济支柱。

    马大爷名叫马怀春，7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1996年退休的时候，他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长春机车厂的开发处处长，也是在这一年，机车厂效益急剧下滑，到第二年，所有工人只能发出每月300多元的工资。这意味着什么呢？只需要看看马大爷家的成员结构就知道了。马大爷有3个孩子，大女儿和大儿媳妇都在机车厂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两个儿子和女婿都在机车厂的生产车间，小儿媳在客车厂劳动服务公司。第二代六位家庭成员，全部都是工人，而且已经各自成家，大女儿和大儿子家还都有了小孩。马大爷当时的退休金是每月780元，他一下子成了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从1998到2010年，整整13年时间，孩子们的月工资一直徘徊在三四百元。“有时候冬天发300多块，连取暖费都交不起。”对于取暖时间长达7个月的长春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马大爷于是和从制药厂退休的老伴儿，成了孩子们的生活后盾。大女儿马丽从小就持家，那10年里，每天中午和晚上下了班，都要赶紧去买菜，然后去父母家做饭，等着弟弟们一家来吃饭。“如果没有爸妈的退休金，不知道那些年我们怎么过，有朋友开玩笑说你们这当孩子的很孝顺啊，每天都去看望爸妈，想想心里也不好受。”现在说起来，大儿子马二依旧鼻子酸酸的。

    马大爷工作的那个年代，工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和追捧的职业。他19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因为脑子聪明又肯吃苦，很快提拔成干部。“那时候待遇主要是看分多少粮票，当干部的待遇还不如工人。”“文革”期间，马大爷曾被借调到公安局搞预审工作，可是干了6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又回到了工厂。“当时的警察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还是觉得回工厂有前途。”但命运捉弄人，体制一变，地位就翻了个。当时，有的工人身体不好，调去学校看大门，现在退休了能拿4000多元退休金；也有学校里表现好的校长，调到工厂里当中层干部，现在只能按照企业标准拿不到2000元退休金。

    退休后，马大爷一刻也没闲着，他好几年在大连等地打工，在木制品加工行业从零学起，好不容易自己攒了点积蓄，可又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2007年夏天，女儿马丽查出患有白血病。

    女儿的治疗，花光了马大爷的积蓄。生病后，马丽下岗，得到1.7万元的工龄买断费，与工作了近30年的工厂一刀两断。只有自己缴纳社保，将来到了退休年龄才能领退休金。长春的社保缴费额度连年上涨，到去年，最低的一档年缴费也要近5000元，这几乎是家里每年的最大一笔开支。

    虽然儿女们不情愿，马大爷还是坚持和老伴儿搬去一家养老院住，他说：“孩子们的压力更大，我不想拖他们的后腿。”他平时帮着做些管理工作，作为回报，院方减免了一个人的费用。直到现在，二老的退休金还在为孩子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补贴。除了平时二老的开销，每到春节，马大爷都会包三个大红包给三家，把剩余的钱平均分掉。

    对于这个普通的工人之家来说，养老金不仅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也成为他们与体制发生关系的关键节点。在上一轮国企改制与下岗潮中，他们几乎成为被体制所遗弃的群体，现在，他们害怕再次被甩下。从某种程度上讲，退休，是他们与公共政策最后的链接。

    濮阳，小城里的资源级差

    河南濮阳市下辖的清丰县，是一个有6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标准的三线小城。

    上个月，王蒙从河北上班的公司辞职回到了老家。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她就一直辗转在私企工作，对于未来的养老问题看得很淡，相比大家热议的退休金，她更看好商业保险。可是，回到老家后，她才发现像她这样想的人并不多。

    王蒙的妹妹大学刚刚毕业，现在是县城一家保险公司的临时工，期待着能够尽快转正，就可以享受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祖辈和父辈们的经历，都在验证着一个道理——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就能够获得更大更稳定的回报。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在这个三线小城家里，表现得更明显。

    王蒙的爷爷当年在县城供销社工作，属于事业单位性质，1997年退休的时候，每月能领到1000元出头；而奶奶几乎同时从纺织品公司退休，退休金却只有200元。现在，爷爷的退休金涨到2000多元，奶奶的退休金在连续猛涨8年之后，终于接近2000元。

    对体制内外有别感触更明显的是王蒙的爸爸。今年50岁的王爸爸，以前在县商业局下属的五交化公司上班，1993年，五交化公司倒闭后，调到兄弟单位商业物资公司任副经理，可没过多久，这家公司也破产了。经过一轮轮政府机构改革，王爸爸离体制越来越远了。

    王爸爸现在每月只有900元的工资，还要扣除六七十元的养老保险。可是，现在退休的清丰县企业职工，能拿到1300元左右的退休金。像这样的情况在县城不在少数，除了效益比较好的单位，退休不仅不会减少收入，还比上班时有所提高。

    王妈妈前几年从棉纺织厂下岗后，一直在舅舅开的餐馆帮忙，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险。与大伯和二伯一家相比，这个小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差一些，因此，王蒙和妹妹从小得到爷爷奶奶的接济也最多。一直到上大学，学费和买电脑等大额支出都是由爷爷奶奶负担。“老人成了家里的香饽饽，而且年龄越大对后代的帮助越多。”

    “爷爷奶奶最满意，每次涨退休金都会高兴很久；父母这一代有些压抑，他们经历了太多不公平，开始认命了；我们年轻一代，虽然在家乡追求稳定的占多数，但毕竟选择更多了。”王蒙如此分析三代人对待养老金的不同态度。追求稳定的方法就是获得一个编制，这是县城几乎每个人都会惦记的事儿。 

    (《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6期 魏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