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新论

    重新评价屈原

    战国宋玉，西汉刘安、司马迁，东汉班固、王逸等，确立了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20世纪初，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重新思考屈原形象所蕴含的意义，也变得非常有必要。梁启超把屈原的“清廉”、“忠信”表述为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热爱人民，热爱社会，对社会和祖国的同情和眷恋，以及不愿意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郭沫若则认为屈原是春秋战国时期“五四运动”的健将。1951年以后，则出现了人民诗人、爱国主义诗人的提法。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屈原被描述为法家。在改革开放时代，屈原则作为政治改革家而常被提及。

    屈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今天身处21世纪，应该以世界眼光、现代眼光和发展的眼光重新评价屈原。

    屈原是一个怀才不遇、不能

    有所作为的政治家

    屈原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春秋、战国之交，秦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秦穆公的志大中正，礼贤下士，正是秦国由霸而王的基础。而楚王重用的都是他的近亲，吴起相楚，想改变楚国的贵戚政治，结果被楚国宗室大臣射杀。楚国因为政治上的封闭，导致优秀的人才不但不能在楚国得到重用，而且还深受迫害。

    战国时期，楚国虽有恢复，但要和秦国对抗，仍然是没有力量的。秦国的强势，以及楚国的羸弱，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处在一个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时代。也正因此，屈原给楚王提出的连齐抗秦、杀张仪，不去武关会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怀王不敢接受。

    屈原是一个想在楚国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想拯救楚国，但是楚国不能给他提供大有作为的舞台。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和想有所作为，这是屈原和楚国领导层发生矛盾的根源，也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屈原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

    孔子与他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坚守的政治家。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谋得官职，而是为了传道。

    屈原同样是有坚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坚守，就在于他是一个关心楚国命运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国的指导原则，思考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有关问题。他在思考楚国的现实困境的时候，提出了解决楚国政治困境的方法，这就是要实现尧、舜、禹、汤、文、武之“美政”。因此，与其说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价值，不在于他在战国时期体现了怎样的改革意识，而在于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归“选贤与能”的美政。

    屈原是一个追求社会公正的诗人

    屈原希望在楚国有公平和正义，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视，但是楚国的现实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强烈的不满。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础上，是有价值的。

    《离骚》中，屈原首先陈述自己的才能，接着批评楚国谗佞当道，楚王不觉悟，不但不能近君子而远小人，反倒是远君子而近小人。屈原虽然知道楚国社会氛围黑暗阴险，但决不妥协。屈原试图改变在楚国的处境，曾经“上下而求索”，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屈原求灵氛占卜，灵氛说：“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认为以屈原的才能，可以周游任何国家。而巫咸则认为屈原在楚国的机会尚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屈原忖度自己在楚国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因此告别楚国出游，但“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最后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虽然最终不能离去，但对于楚国的政治已经失望了。

    屈原是一个积极倡导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并痛苦地追寻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的伟大诗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也就在此。

    （《北京日报》6.25 方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