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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最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重庆万州区广播电视台、该台广告中心主任向裕新、该台广告业务员王勇、广告主徐文的行为构成虚假广告罪。由于前无案例，媒体将此案贴上了“全国首例”的标签。
据报道，去年职业打假人刘江曾利用电视台播放违法广告进行“敲诈勒索”，被万州区电视台广告员举报。就在刘案审理过程中，刘江的辩护律师罗秋林将举报信寄往公安部，称300多家电视台涉嫌虚假广告罪，应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不难推断：如果没有刘江和电视台双方的互相举报，并牵动媒体介入舆论关注，想必这个“虚假广告罪”的“全国首例”不会这么轻易出台——比如，违法广告在300多家电视台播出，但追究刑事责任的，好像只此一家。
针对“虚假广告罪”，《刑法》第222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做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司法惩办“虚假广告罪”，不能总期待职业打假人与“职业造假人”之间的内斗。侦查权是一项主动的权能，就算没人举报，也应积极发现线索，排查线索，对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处置。何况“虚假广告”都是公开面向公众传播的，得到立案线索并不难。明知有罪而不查处，这就是侦查部门的渎职。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应盯紧广告监管部门，在刑事责任之外还有行政责任。行政执法部门面对虚假广告，听之任之，也是渎职；如果收受了广告主的好处而“睁只眼闭只眼”，那就是枉法。行政执法人员若对应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还可能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虚假广告之所以在不少地方泛滥成灾，与当地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懈怠有关，但愿此案能促进公权力的反思。
(《新京报》6.29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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