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星光闪耀的编剧名单

    北京人艺有六十年的辉煌历史，众多为人艺创作出优秀剧目的剧作家功不可没。

    过士行：从记者转行成了编剧

    上世纪八十年代，过士行曾是《北京晚报》跑戏剧口的一名文化记者，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一次，我和林兆华聊天，表达自己对剧本创作的兴趣，林兆华一听，就对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写你熟悉的不就得了！’一语把我点醒：我们家是下棋世家、我又养过鱼和鸟，还跑过戏曲口，于是我的三部曲《鸟人》、《鱼人》、《棋人》，都是在大导的鼓舞下写出来的。”

    刘恒：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

    作家刘恒受邀创作的话剧处女作《窝头会馆》，以林兆华导演，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宋丹丹、徐帆“五星”主演的强大阵容被搬上人艺舞台。

    家住南城的刘恒，平时一直在搜集与这一带有关的历史资料，其中一部分跟会馆有关。“但我后来发现会馆并不重要，底层人的状态才是最重要的。结果就像这个剧本这样，会馆只不过是一个外壳，我写的还是大杂院，还是小市民，还是那些司空见惯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

    在刘恒眼中，话剧创作与影视创作有很大不同，“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总之，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或许也一个比一个难。”

    邹静之：二度“花”开人艺

    把自己小剧场和大剧场的话剧处女作《我爱桃花》、《莲花》都奉献给人艺的作家邹静之，回忆起自己创作《我爱桃花》的过程，“真像是做个大工程”。

    邹静之记得，第一稿写得很快，不到六天就写完了，但写出来改了一个多月。后来和任鸣导演讨论了第一稿，任鸣导演提出“三维”的想法，结果加这部分内容比写第一稿剧本时间还长。“断断续续改了四稿，中间曾推倒重来。后来终于写出来了，交稿时已经是第六稿了。”

    这样的不断修改，让在影视界早已是“金牌编剧”的邹静之既觉得“诚惶诚恐”，又感到“意犹未尽”。他说：“我写了很多文本形式，目前来说，最喜欢的是写戏剧剧本，它的语言结构和戏剧结构对我都是很大的挑战，越难就越想写。”

    何冀平：院外编剧001号

    曾任北京人艺专职编剧的何冀平，曾为人艺创作过《好运大厦》、《天下第一楼》等作品，后来她虽然因为赴香港发展而离开了人艺，但始终对人艺充满感情。

    她说：“北京人艺向来尊重和培养编剧。33年前，我还是个工厂工人，北京人艺就曾让我到剧院写戏，我当时想读书，就去上学了，这四年当中，人艺有意让我写一部关于香港的戏。当时我到剧院谈剧本，北京人艺的所有巨头都在认真地听我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谈创作想法。毕业后，人艺把我引进了剧院。我创作出了《天下第一楼》。后来，人艺还特别给了我‘院外编剧’的‘001号’证书。”

    莫言：曾把处女作话剧付之一炬

    以小说著称的作家莫言，其实是从写话剧走上创作之路的。他透露了一个秘密：“我最早变成铅字的是小说，但真正的处女作，却是一部名为《离婚》的话剧。”当时，他看了话剧《于无声处》，于是写了一部带有明显模仿痕迹的话剧《离婚》，但多次投稿都被退回，一怒之下，莫言将它投入火炉烧掉了。

    1999年，他的话剧《霸王别姬》曾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过，当时他扬言，要写出“以历史为题材，引发观众和读者对当下生活或自身命运的联想与思考”的“三部曲”话剧。《我们的荆轲》是第二部，但该剧当初写完之后便被闲置一旁，多年以后才被北京人艺相中，改编成大剧场作品搬上人艺舞台。

    （《北京晚报》6.4 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