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一周,南通地区反动匪特制造惊天邮轮惨案,我7名战士遇害,200名旅客遭洗劫;南通公安干警奔赴上海,与匪特斗智斗勇,暗战一个多月。
1949年9月22日晚,一艘舷号上印有“鸿生”的邮轮首次从上海开往崇明。船上共有200多名旅客,其中有乔装成客商的10多名匪徒,及我军8名第88师的战士。船出吴淞到达狮子坟时,身在暗处的匪特立即开始布阵对8名士兵逐一防守。
午夜时分,匪特们动手了,他们杀害了4名解放军战士,3人被挟持后遇害,另一战士受伤。200名旅客也未能幸免,被逐个洗劫一空。匪徒后逃回南通,在川港区登陆分赃。
“无间道”
枪声响起于深夜的江面,又消匿于汹涌江涛,接此报案的南通专署公安局难寻匪徒的踪迹。紧接着,该局又接到川港区4名干群被杀的报告。“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两个案子之间的联系,只就川港暗杀案找寻线索。”留存下来的档案中这样描述。但公安人员在组织清剿匪特的过程中发现,黄志英、朱慧丰等7人与其中一件暗杀有关,并已逃离本地下了长江。
此后,南通公安通过暗中关系得知,黄志英等人制造了鸿生轮惨案,南通的匪帮江北帮还以此为由,拉拢一些流匪加入自己的组织。
掌握鸿生轮一案确为黄志英一伙所为后,需要做的是攻入敌人内部。通过排查,公安掌握到一个可用关系,陆志荣。此人撑船出身,是南通当地匪首之一徐锡昌的表外甥。南通档案馆曾做过相关研究的陆桂枫解释说,“他(陆志荣)是船老大,尽管未参与鸿生轮案,但与徐锡昌团伙走得很近,实际上也是土匪。不过他与舅父却有不解之恨。”
正是利用这一点,公安局派出与陆志荣有宗族关系的说客,成功从陆口中掏出重要线索,“徐锡昌与黄志英两股匪特洗劫了鸿生轮,同时陆志荣答应充当内线协助破案。”破案后的报告这样表述。
餐馆围捕
鸿生轮案后,南通集中清剿匪特,已迫使徐匪无立锥之地,他们在江北埋藏9条枪支后,下江到上海。
被争取过来的陆志荣没多久便向公安提供重要信息:“匪特又准备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九、卅再行做案。”匪情急迫,必须马上歼灭,经华东社会部批准,南通公安派精干小分队赴沪破案,并得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全方位配合。
徐锡昌匪团常让陆志荣撑船过江,公安便定一计,“要陆志荣表示有办法搞好帆船送他们过江,以诱使其上船后在江面行动,一举扑灭之。”但此时的徐匪等人已如惊弓之鸟,坚决否定此提议,认为没有通行证走水路太危险,并决定次日分头从陆路过南通,走江北陆地取走武器。
尽管公安曾交代陆志荣,万一此计不成,即约他们聚餐送行。然而当天下午五时公安人员才接到匪徒不走水路的消息,“前计不成,主犯黄志英五至六时在兆丰公园与人谈话。”但当公安赶到兆丰公园时,时间已过,错失抓捕机会。所幸陆志荣传回话,“六至七时已约徐锡昌代约众友在曹家渡准备聚餐后做一票,明日再走。”得此消息后,公安小分队紧急化装后转战到曹家渡一餐馆。
破案报告显示,紧急情况下又意外环生。“由于一时未能发现他们的座位,匪特在楼下,我们却错误地坐在楼上。经发觉后,我们派一人先在楼下吃饭,然后再从楼上并桌到楼下,以校正这一错误。”旁边的7名匪徒“最后的晚餐”显得非常地恣意。眼看匪徒喝完酒吃完饭甚至脸都洗过了,从其他地方调的便衣队还不见踪影,负责监视的干警慢慢地吃着螃蟹和二两烧酒,内心却着急得好比焦油翻腾。
救急的办法只有到附近的驻军去“借兵”,已接到上级警备部协助通知的武装部队立即派兵包围饭店,有监视干警的配合,当场逮捕徐锡昌等7名匪徒。随后,公安对7匪展开突审,又获知几处匪特窝点,当晚又增加汽车,分头追捕到另4匪。一罪犯逃脱,三日后抓获。
正义枪声
第二天,也即当年10月28日,公安追捕继续,同时详审捕犯得到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他们于江北的藏枪地点,二是当日下午,主犯约好集会于虹口公园。鉴于“餐馆逮捕”动静太大,行动人员担心匪特一定会火速移藏江北枪支,“我们必须与他赛跑,遂派人乘头班最快的轮船,下最近的港口,连夜去搜索”。最后根据地形与房屋的略图,搜出短枪10支。
另一路公安4组8人化装成游客赴虹口公园。小分队派一名与匪徒口音一样的江北同志和一名内线组成第一组作为先锋队,其他三组监视,以第一组吸烟为抓捕信号。匪首黄志英一露面,内线便凑上前去,递上香烟,并介绍同伴为老乡,是新入伙的,黄果然信以为真。其他三组见吸烟信号,立即围拢举枪逮捕黄志英。因为还有一匪首未到,而刚刚抓捕已被10多名公园游客看到,行动人员迅速收枪。黄志英被带到较远的草地,就地坐下接受审讯。此举的精妙目的是,诱使尚未露面的匪犯走过来,“因审讯使犯人一起坐在那里与其他坐地谈心之游客无异”。
果然,不多久,第二个匪犯向黄志英跑来。小分队随即联系园警,用汽车押走。之后又根据线索追捕4人,至此所有19匪犯已抓到16人,主犯均落网。
1949年12月29日,7名匪特在上海龙华刑场被枪决。其余9名匪特涉及南通区暗杀干群,被押回南通,于次年初召开公审大会后处决。
(《扬子晚报》5.19 陈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