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追寻历史之魂

    2011年年初，当130万字、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带着墨香送到眼前时，他已74岁。这曾是瞿林东教授知天命之年的向往，更是他古稀之年的心血。

    草原的风

    1964年，读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五年本科的瞿林东考上本校研究生。三年后，他毕业了，第二年接受分配到内蒙古通辽师范学院执教。

    生在巢湖之滨、在南京求学多年的瞿林东哪会料到，科尔沁的风那般凛冽，冷得刺骨。早些年，他的学生是工农兵学员。学员们有时要在学校农场上课，冬天的清晨从学校赶到那里时，他带的口罩几乎变成了冰坨子。30多岁的年纪，好在还有“火力”支撑。最让他牵挂的则是在安徽老家的母亲，在唐山丰润教书的妻子，在北京的岳母和岳母的母亲。在通讯不发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一天到晚就怕骑摩托车送电报的人找上门来”。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繁重的教学任务让他感到充实，工作紧张时每周24个课时，他乐此不疲，一门中国古代史他在八年中讲了八遍。在住房紧张的情况下，校领导为保证他的阅读习惯，分配他住一个14平方米的单间，他戏称为“斗室斋”；改革开放后，学术活动兴起，凡学术界邀请到他，学校一概开绿灯，为他提供赴会的费用；13年间，为了解科尔沁的历史文化，他随吉林省专业考古队到各地考察；1979年6月至12月，《哲里木报》登载了他的系列文章《哲里木历史纵横谈》。文章吸引了很多读者，上至哲盟领导，下至商场售货员，甚至在国务院工作的三位同志看到文章后也访问了他，与他讨论哲里木的历史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就是在通辽撰写的，发表在《吉林大学学报》上……

    1980年，白寿彝教授创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当时，教育部提出为老专家配备助手。第二年，瞿林东便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来到恩师身边工作。

    而立之年“北上”，不惑之岁“南下”，这是一段漫长的经历。科尔沁，伴他度过了13个铭刻在心的冬夏。    

    心中的梦

    1937年12月，瞿林东出生在安徽肥东县的一个乡村。当时，日军侵华的战火蔓延在中国大地上，人们居无宁日。在逃难途中，祖父将他放在箩筐里挑着，由于长时间被阳光照射，他的眼睛从儿时起就留下了惧怕强光的痼疾。抗战胜利后他随家人回到家乡，并有机会念了三个月私塾。1950年，他13岁时，来到南京叔父家中，这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学校生活。他直接从小学四年级读起，后来考取了南京一中。当时，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文学家。1959年8月，他从古都南京来到古都北京，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

    1964年，他考取了白寿彝为导师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在白先生的指导下，我上的第一门课程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先生的授课方法是让我们反复研读毛泽东有关论著，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再写出小结性文章。上了这一课，我的收获很大，这与我后来关注史学遗产的研究有直接的关系。”

    瞿林东坦言：“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我从白先生那里得到的教益是深刻的、难忘的。”

    白寿彝先生重视理论指导，上下求索，找到了唯物史观这个思想武器；他重视发现新问题，说明新问题，但不固执己见，一旦有了新认识即补充甚至修正过去的认识；他重视文章表述的平实和精炼，反对浮词，但主张活泼生动。这三个“重视”是他的心血，是他一生所悟所得，他又润物无声般地传授给了他的学生。

    最近出版的《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一书，正是瞿林东对恩师白寿彝治学的理解与诠释。他曾如此描述心中的恩师:博学、通识、创新、有器局、有历史感也有时代感。无疑，这字里行间洋溢着钦羡之意，但细细品味，似存“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之志。人们发现，那受益终生的“家学”，瞿林东一直在用心传承着。    

    大学的根

    在大学执教的40多年里，瞿林东给上千名本科生讲过课，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有几十人。此外，他还指导了多名博士后和访问学者。

    2006年5月底，瞿林东教授在指导一个学生博士论文定稿时这样批写道：“目录是全文的骨架，反映结构与思路”，“绪言是全文的‘灵魂’，应字斟句酌，再三再四予以推敲。这对全文的方向、展开，都十分重要”，“我看‘后论’不宜烦琐，问题要提得明确，文字要写得简洁”，“希望结合我提出的这些意见，参阅我修改的‘摘要’，再认真阅读全文，把定稿工作做得细些、再细些。”从类似这样的批语和谈话中，学生们渐渐掌握了治学方法。他们回母校看望自己的导师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起这一桩桩往事。

    近十年来，瞿林东应邀外出演讲，二十多所高校的学子聆听了他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深深为他所阐述的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奋发精神以及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所感动、所激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大学老师要有青竹之韧，这是大学的根本。”其情切切，其言铮铮。

    历史的魂

    1986年，瞿林东到武汉某高校出席一个全国性的史学研讨会，会上，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史学只有记述的历史，没有关于历史的理论。瞿林东听后很震惊：“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如此丰富的遗产，如果没有理论的认识，怎么会产生那么多优秀的史学名著呢？中国古代史学当然是有自己的理论，但具体有些什么理论，表现形态如何，这需要深入研究后才能回答。”这是他对史学界的一次庄严承诺。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交出一份答卷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坚定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的决心。20世纪80年代末，他关注并着手这方面的研究。

    1996年10月，已近花甲之年的瞿林东收到安徽人民出版社邀他撰写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约稿函。在他心中，一纸约稿信重如千斤，但他欣然接受了稿约。为此，他在后来的15年中没有安稳过，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个研究领域。他在1998年出版的《史学志》一书中，设置专章论述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他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中，设置了“走进史学的理论园地”专章。他在主持《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2007年出版）的编纂中，设置了历史理论总部，下分12个分部。这都表明，他的思考和研究从未停止过。

    2011年，当他带领的学术团队将百余万言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呈现在学界面前时，人们惊羡、振奋。

    瞿林东和他的学术团队的研究证明：中国古代史学不但有历史理论，而且源远流长，丰富厚重。由此，史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冲击了一个认识误区。

    “有了这部书，我们在和外国同行的交流中，说话的分量就大不一样了。”阅读此书的同行如此感慨。他们深知，瞿林东追寻历史之魂的器识无疑为中国史学界争了光、增了色，学术界需要出现更多的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手笔。

    巧合的是，就在这部书出版以后，瞿林东恰好有机会重又来到当年开会的那所高校，并给学生作了演讲，题目就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几个问题——二十五年后的一份答卷”，讲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讲述了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完成《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艰辛历程。这份“答卷”，饱含着瞿林东对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和锲而不舍的毅力，更表明了他对中国史学的忠诚与热爱。

    瞿林东教授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普通但不平凡。因为，他把认真坚持到底，把毕生交付信念，一路求索，一生清欢。在他绵绵的文字里，激荡着历史的风云;在他悠悠的情思中，蕴含着理性的魅力。他用坚守与追寻诠释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士人之风。当我即将搁笔时，唐代诗人刘禹锡（字梦得）的《秋词》在脑海中闪现。细思量，诗词原本就是从人生中流淌出来的，权且借梦得先生之笔作为结尾：“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光明日报》5.31 马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