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杀母”案折射安乐死困境

    日前,广州市番禺区法院对助母“安乐死”的“孝子”邓明建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去年，邓明建报警，称母亲李某自然死亡云云。警方尸检结果，却发现为中毒而死。邓某不得不坦承，母亲请求买来农药，助其安乐死。案发后，亲朋邻友争相反映儿子孝顺，从四川远行千里南下打工，犹不忘接来老母，细心服侍母亲18年。中风瘫痪的老人一日三餐、洗澡、梳头，全由孝子一手打理。

    孝子杀母，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让老母解脱？本案自有公论。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值得思考。

    纵观各国安乐死合法化之路，无不颠簸蹒跚。1934年，英国希尔夫人，对31岁低能儿子的未来忧心忡忡，不得已用煤气毒杀。一审判决死刑，舆论大表同情，二审改处缓刑，最后予以赦免。次年，英国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法案遭到教会强烈抵制，不了了之。

    1974年，一位美国姑娘因服食过量毒品，陷入昏迷，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父母忍痛提出，希望院方停用呼吸器，使女儿可以安静地告别人间。医生断然拒绝，他们选择向州法院上诉。法官在判词中提及：“虽然病人的确是在死亡边缘，但绝没有足够的人道动机，使剥夺生命合法化。宪法没有赋予父母权利，结束失去知觉的孩子生命。”

    世界范围内，最早对安乐死进行除罪化处理的，当属日本法院。1950年，领风气之先的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中提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上紧急避险，不应受到司法追究。

    放眼世界，安乐死合法化国家，不过荷兰与比利时两国，屈指可数。有人认为安乐死有三大好处：有利于节约稀缺医疗资源、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减轻患者及其家人经济负担。不过，一旦贸然放开安乐死，全面合法化，恐遭有心人士滥用。生死事大，焉能不慎？当下的中国，尚未建立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断不宜贸然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否则后患必多。

    （《新京报》6.3 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