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明”是中国文明正源吗

    1993年秋天，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孙皓晖为“追寻中国文明体系中最古老的脉络”，作别故乡，栖身海岛，历时16年创作出6部11卷、504万字长篇小说《大秦帝国》。此著一经问世，董健、李建军、陈辽等学者迅速擎起反“孙”大旗。

    面对学界的质疑，孙皓晖依然固守己见，2009年，他再度投身创作，并于今年1月推出了《大秦帝国》的史论篇《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但此著非但未能化解质疑和批评，反如烈火添薪，争论更趋炽烈。

    无论是在《大秦帝国》还是《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书中，孙皓晖都一再坚称，秦文明就是中国文明的“正源”，“是它创建了中国的统一文明，而不是其他时代”，认为秦帝国时代是“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中国文明在前三千年奠定的传统，是以“统一”为轴心，以“兼爱”为天下融合准则，以“法治”为现实社会治理楷模，以“人伦情理”为补充的一种强势生存状态。

    董健指出，孙皓晖在历史逻辑上犯了错误，他说秦国统一了六国，所以它是先进的，继而要寻找文明的源头，就从秦文化中去寻找。事实上，法家文化源头并不在秦。正如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付诸实践，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从文化源头上说，只能到德国或英国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不能在俄国寻找这一源头。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辽也在文章中纠正了孙皓晖的“文明源头论”，认为中国文明的正源是炎黄文明，绝非秦帝国文明。炎黄文明的特点有三个明显标志：一是尚武，二是崇文，三是注重生产，发展经济。“终秦之世，秦国没有出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吕不韦编有《吕氏春秋》，号称‘杂家’，也是卫国人。”给没有诞生“大师”的秦朝，冠之以中国文明源头，怎能不令人匪夷所思？

    孙皓晖认为秦文明是正源的另一个依据是，诸侯争雄，最后以秦帝国统一中国而告终。孙皓晖将此归结为秦文明胜利的必然结果。董健却认为这个观点不值一驳，“文化落后的国家民族打败文化先进的国家民族，秦国的胜利，就是这样实现的”。类似的事件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又发生了很多次，比如蒙古灭宋建立元朝，满族入侵建立了清朝。陈辽从世界角度也多有举证，如文明进步的雅典败于文明落后的斯巴达；西罗马帝国为文明落后的日耳曼所灭亡。

    此问题的另一个向度是，尧舜时期的头领更迭采取任人唯贤的禅让制。然而，自战国风云之后，王朝世袭制很快便取代了原本更加科学但不符合既得利益阶层利益的遴选机制。自秦朝起，这种世袭作为“祖制”延续数千年。

    （《深圳特区报》5．18 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