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与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主席的挽留

　　萧军到了延安除了续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并和其他作家同心协力积极开展延安群众性文艺活动：1940年10月19日成立了“文艺月会”，每月最少集会一次。1941年元旦创办了会刊《文艺月报》，由他和丁玲、舒群、刘雪苇轮流主编。元月15日又建立了“鲁迅研究会”，萧军任主任干事。由大家分工负责专题研究，在他主编的会刊《鲁迅研究丛刊》上发表。四月间又成立了“星期文艺学园”，每星期日上课一次，学员达一百多人，两年结业，培养爱好文艺的青年。

　　可惜好景不长，萧军和周扬、丁玲等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双方又不能正确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以致相互之间产生了隔阂。萧军为此十分苦恼，考虑再三，决定离开延安去重庆。

　　1941年7月下旬萧军的决心已定，便去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很热情地接见了他。萧军说明来意以后，毛主席非常奇怪，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延安或对某个人有什么意见?希望他能坦率地毫无顾虑地说出来。萧军便直言不讳地谈了他所见到的延安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以致发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所以他想走了……毛主席听了以后又是解释又是宽慰，使萧军的心情感到舒畅多了。萧军问毛主席：“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毛主席回答。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这样才有利于文艺工作正确发展。”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经毛主席恳切挽留，萧军答应不走了，回家以后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很快给他写了回信。

　　毛主席的回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    

　　他说自己就像匹野马

　　一天，毛主席写信邀请几位作家去他的住处。被邀请的人看了信都非常高兴，吃罢早饭，由萧军带队，我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艾青、韦嫈夫妇，罗烽、白朗夫妇，加上舒群，从“文抗”出发，一同下山步行到了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已先到了，也一一作了介绍，大家非常融洽、亲切地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并在毛主席家共进午餐。从此以后毛主席、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等同志又分别找了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萧军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两人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所不谈，一次,毛主席忽然对萧军说：

　　“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

　　“改什么行?”

　　“入党、当官!”

　　“哦，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萧军听了毛主席谈到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期，曾受过十一次处分并能正确对待的故事深受感动，回家后连夜写了《论同志之“爱”与“耐”》，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删改后，刊在了四月八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主席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要一张通行证。

　　毛主席知道萧军出门都是步行，为了急于和他研究一些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便派人用自己的马去“文抗”接他，见面之后，毛主席又恳切挽留，要他开完会再去旅行，盛情难却，萧军也就决定留下了。    

　　第一个发言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的，到会的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凯丰、陈云、胡乔木、王鹤寿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大都参加了，约一百多人。大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讲的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某些问题上相互之间还展开了既激烈又尖锐的辩论，气氛非常活跃。大会之后是小组会，以便有什么意见可以更广泛更集中地讨论研究。

　　5月16日又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大会，在毛主席主持下，大家继续讨论了各种问题，发扬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取得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前后历时二十一天，几次小组讨论会和两次大会发言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毛主席在5月23日的闭幕大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文化报》5.22 王德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