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三个“反派人物”

    “五四运动”纪念日又到了，当年学生们游行时，慷慨激昂地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国贼”针对的正是身陷“二十一条”漩涡之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曹汝霖：民国“头号”律师

    曹汝霖出生于上海，为家中独子，曹家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宽裕。年轻时的曹汝霖厌倦八股文，一心想学造铁路，他执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家中无钱，双亲为了让他如愿，卖掉两亩地送他去了东京，就读于东京法学院。

    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委任他为外交次长。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均出自此任期内：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

    “五四运动”爆发当日，“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曹汝霖的宅子。“五四运动”后，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

    曹汝霖发誓不再与政治沾边。每年冬天，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作为一项固定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立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得到蒋介石肯定。1949年去了台湾，后去日本、美国。

    对“五四运动”，他在回忆录中感慨：“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章宗祥：起草中国最早的刑法草案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仅有六名佼佼者，其中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章宗祥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和董康联合纂拟的《刑律草案》（稿本），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后来章宗祥当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因为与日本签的卖国条约，被批为“卖国贼”。

    “五四运动”当天，学生们涌进曹家时，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听见外面喊起火，从地窖里跑出来，被学生们逮个正着，报以乱拳。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了章宗祥。

    6月初章宗祥告病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等建立伪国民政府，为日本服务。应汉奸王揖唐之邀，章宗祥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

  陆宗舆：“经商奇才”

    陆宗舆是三人中年纪最长的一位，浙江海宁人，少年时乡人称他为神童。1906年冬，陆宗舆以三等参赞的职务陪同五大臣出访欧美，一路走了英、法、美、德、俄、意等国。在德国待的时间最长，不仅考察了宪法、国法等现代法律制度，还研究了市政、警政等新政建设。第二年秋天归国，陆宗舆将考察成果写成一本《欧美政治要义》论著，朝廷据此制定新官制，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袁世凯上台后任命他为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他作为驻日公使赴日，时年38岁。

    1907年，陆宗舆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前往沈阳。当时吉林、黑龙江两省用骡和马运盐，大车一次只能拉几百斤，来回要走一两个月，一年中又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能走，几万吨的盐积压着运不出去。慈禧太后历来对铁路恐慌，害怕修铁路会冲坏了风水；再则，东北的铁路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修筑的，手下人不敢用火车运盐。陆宗舆假装不知此情，找了中长铁路俄方路长谈判，用火车运盐。第一年就增收盐税九十三万两税银，到了第三年达一百六十余万两。当他卸任离开沈阳时，营口百姓敲锣打鼓送来一顶“万民伞”,陆宗舆也被誉为“经商奇才”。

    北京石景山下有一处“白屋”，经陆宗舆和美国专家一起考察、选址后，在石景山的东麓开设钢铁厂，就是首都钢铁厂的最初蓝图，是京津地区第一号高炉，那排“白屋”，现已成为“首钢厂史博物馆”。

    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为汉奸。1941年6月1日病死于日本，他没有葬回家乡浙江海宁，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寿岭的东山坡。

    (《羊城晚报》4.30 魏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