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胜利,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两者的关系是辨证的,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又有必然。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党史专家杨奎松是这么解读的:
历史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原本就要辩证地看。有些偶然里面有必然,有些必然里面有偶然。比如1935年中共中央北上进入陕南时从《大公报》上发现陕北苏区的事情,看起来很偶然,但这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北上和接通苏联的方针联系起来看,又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陕北苏区就在中共中央北上的方向上,只要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方针,读到报纸,发现陕北苏区,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同样,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确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西安事变”之所以会发生,又和中共政策转变,一年来策动张、杨联苏反蒋抗日的统战工作密切相关。张学良半年多前就已经在与中共谋划发动西北事变了,只要蒋无法帮助张回东北,且又坚持逼张剿共,以张之处境、性情和对联苏抗日的渴望,诉诸非常手段,也就不纯粹是一种偶然了。
中共的胜利,有没有偶然的因素起作用呢?当然有。比如,中共胜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毗邻共产党的苏联。我们看历史地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点,即除了1960年代初的古巴以外,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围绕着苏联建立起来的。这说明,地缘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国与苏联毗邻,这是便利中共成功的一个关键。但说因为这一点,中共就一定成功,却未必。
中共里面出了一个毛泽东,可以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过去我们曾经认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共的命运就由失败走向成功了。但是改革开放后发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推举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新的最高负责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而且,遵义会议只是批评了过去的军事路线,没有讨论和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南方周末》4.26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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