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普遍价值的象征

    孔子出生于乱世，那个时代礼崩乐坏。“必也正名乎”，孔子试图为中国建立一个理性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什么？克己复礼。吾从周。周，就是文治。孔子要建立的底线是“文明”。怎么个文法呢？就是以诗意、审美、道德的眼光处理人类生活的矛盾。孔子提倡诗教、文教、雅驯。文教与其他民族不同，文，既是“不学诗，无以言”，也是“文以载道”，文化一切。孔子用诗书礼乐来为文明设置底线，当然也是最高的价值标准。

    这个文，就是尊重各种各样的活法，在各种活法之间建立一种文质彬彬的关系，和其光，同其尘。因此颜回这样的穷人可以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千乘之骑的贵族也受到尊重。尊卑有序，修敬无阶。人皆可为圣，圣是一种修养，不是等级待遇座次。

    孔子的底线其实是一种普遍价值。人类从非理性的黑暗走向理性世界，无非就是建立一种普遍价值。儒学是信任人，相信人，承认人，人之初，性本善。无论如何，雅驯之、武驯之、神明之……各文明都要建立理性的普遍价值，而这个价值无论如何表述，它都要止于至善。孔子的文是道法自然的结果，中国思想早就意识到人的普遍性，人有心，有恻隐之心。食色性也。这种先验的普遍性使人区别于野兽。孔子进一步将这种先验的人性理性化了，升华为文明的底线，这就是人与人关系中必须遵循仁、义、礼、智、信、忠、孝、止于至善等。

    文明总是有它在某个时代的具体性，孔子提出中庸，就是说，文要适度，要把握住度，如果过度，就会产生以“三寸金莲”之类的诗意命名的酷刑；如果不够，“文胜质则史”，文明就会僵化、停滞。

    今日中国需要孔子，需要孔子并非什么复古怀旧，更不是要回到三寸金莲，而是重建普遍价值的必需。

    （《南方周末》4.5 于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