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阎长贵曾担任江青秘书，仅一年就被江青诬陷为“坐探”，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七年半，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平反后重新被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由戚本禹推荐为江青秘书
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
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
这个谈话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1967年1月9日我就被任命为江青的秘书，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等。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每天加起来字数有十几二十万字。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者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我罪过也很大。
我一般每天上、下午各取一次江青批示过的文件，有时候江青要立即发走文件，她就按铃叫我马上去取。在江青的办公室、卧室和餐厅，都安装着叫秘书、护士、服务员和警卫员的电铃，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或服务员，响三下是叫警卫员。如果她按铃叫你，你不在，就等着挨批吧。
送错一封信结束秘书生涯
1967年底或1968年初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北京某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信中，这位女演员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以及赞扬江青等等。
我以为写信的人和江青有什么关系，于是在信上附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但是我误会了，这位写信人和江青根本没有关系。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我吓呆了，胆怯地说：“我怕来信人和您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
虽然受到严厉斥责，但我心中无鬼，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这期间，恰好和我一起给江青做秘书的杨银禄回老家奔丧了。他回来后，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悻悻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随后被汪东兴送到了钓鱼台警卫连连部。
被诬“坐探”入狱
1968年1月9日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的这一天，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一年后，我成了阶下囚。被隔离的第三天或第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姚文元指着我说：“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
原来，江青诬蔑我盗窃毛主席手稿，说我是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我后来知道，就在1月24日深夜，他们对我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当晚，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七八平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在这里，每天吃窝窝头、稀饭、咸菜，米饭很少吃到。过春节能吃到几个饺子，有时还发点水果。印象中我没挨过饿，也没受过皮肉之苦，但精神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开始书、报都不给看，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林彪送的《毛选》合订本，都被没收了，每天只能呆呆坐着。
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到监狱，突然对我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送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
到农场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这几年音讯全无，家里人也不知我是死是活。后来，妻儿和我在农场安了家。
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人了，对我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二人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关锋朋友）。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这完全是妄加的罪，我想不通。专案组见我不肯签字，又把江青抬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而且对你的处罚也不重嘛！”当时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终于给我“彻底平反”，并将我重新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 周冉整理）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