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二三事

    往事悠悠，在那非常的年代里，著名诗人和学者何其芳（1912~1977）无私无畏、求真求实品格散发出阵阵幽香，至今依然沁人肺腑。

    受批判的俞平伯被评为一级研究员

    1953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1975年中国社科院成立后归社科院），何其芳作为党内专家任副所长和领导小组（相当于党组）组长，郑振铎任所长。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蒙难，何其芳接任所长。

    1956年文学所评职称，党外专家、学术委员曾提评何其芳一级研究员，俞平伯二级；何其芳却提自己评二级，俞平伯评一级。他说：“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应该评为一级研究员。他是我的老师，老师定为二级，而学生却一级，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批判，而影响晋级职称。”

    当时全国批判俞平伯的硝烟尚未散尽，毛泽东对俞平伯的批评仍在耳际，何其芳却舍己而力荐俞平伯，不避风险。最终，文学所还是评何其芳一级研究员，俞平伯也同时被评为一级。

    李白是何种“社会形态上层建筑萌芽”？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不仅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苏联文艺界头面人物的话也往往被奉为经典而争相引用，苏共领导人有关文艺的话更视如马列主义备受重视。何其芳做研究，却有一种不唯书、不唯上的精神。

    曹道衡《回忆何其芳先生》一文说，1954年，年轻的他“出于对（苏联）老大哥的盲目信从”，接受了《学习译丛》翻译发表的苏联文艺理论家的说法，即“进步的文学作品是未来的社会形态上层建筑萌芽”，何其芳反问他：“照这种说法，那么李白、杜甫和白居易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萌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建筑的萌芽？”曹道衡顿感哑口无言，“从此后我写文章再不敢不加思考地随便接受别人的看法”。

    何先生对“老大哥”如此不敬，曹先生说：“这在那时是需要非凡胆识的。”当时划右派六条标准中就有一条：凡“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分裂”的，“应划为右派分子”。如果回到当时，当知何其芳“胆识”之“非凡”。

    “整个文学所都没有右派”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著名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家杨思仲（陈涌）受到批判，“揭发”、批判他“右派”言行的材料寄到了文学所，文艺界的头面人物还亲自去文学所谈杨思仲的“右派问题”。

    何其芳先是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信，后又在中宣部讨论文艺界“反右”问题的座谈会上，从杨思仲在延安鲁艺的表现，在马列学院的表现，讲到他在文学所的表现，据此指出：杨思仲不是右派。整个文学所都没有右派，运动中只需学习反右精神就行了。

    面对大的形势，何其芳难挽狂澜，杨思仲最终被定为右派，文学所也有多位学者被定为右派，何其芳被批判为“右倾”。

    选编《不怕鬼的故事》

    1959年毛泽东想出版一本书——《不怕鬼的故事》。这大概是最能彰显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精神的一本书。毛泽东又想起在延安时他就熟悉的这位诗人，于是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文学所。

    出书前毛泽东给何其芳写的序中加了些文字，其中有：“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何其芳誊写时觉得“光昌流丽”虽然精彩，但从未见人说过，心生怀疑，便去请教俞平伯，俞平伯予以肯定后，他才誊写上去。如此“不相信伟大领袖”，而相信“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行为，这在当年该当何罪！

    （《中华读书报》3．7 吕绍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