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若干问题辨识

    南京保卫战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为打破日军试图通过占领首都南京以摧折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图谋，国民政府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但是，对于南京是守是弃的问题，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而蒋介石则主张短时固守。

    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除了考虑到南京的特殊地位，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希望利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为缓兵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与此同时，蒋介石积极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国。

    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而不顾军事上困难的战略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对于军事上实际存在的困难显然估计不足。

    南京保卫战对南京大屠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前后承接，它的失败造成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其实，自1937年8月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国民政府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夕，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京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造成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宣传误导有很大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并配合相关的举措和宣传，给民众留下了国民政府坚守南京的印象。

    在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不关注。大批难民拥入城中的国际安全区，而在此前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安全区的支持不够，且安全区未得到日本的承认。因此，国际安全区对于难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怎样认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抵抗是激烈的，表现是英勇的。在淳化镇、光华门、杨坊山、紫金山、中华门、赛公桥、雨花台等地，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过激烈交战。

    以淳化镇为例，当时驻守南京东南淳化、方山一带的是王耀武第51师，自12月5日起，携优势炮火的日军114师团，对防守淳化镇的51师的正面阵地则以飞机炮火连日轰炸。从5日到7日51师“官兵伤亡达九百余人”，但士气依然旺盛，阵地也很稳固。日军猛攻淳化十多次而未得逞。8日早晨，日军又增加了两千多人，大炮十余门，其正面部队在飞机、炮兵、坦克车掩护下向淳化猛攻。51师守军奋勇抗战，杀敌甚多，阵地屡失屡得，伤亡甚大，301团代团长纪鸿儒负重伤，连长伤亡9员，排长以下伤亡1400余人。305团团长张灵甫负伤，连长伤亡5员，排长以下伤亡600余名。由于没有后援兵力，该镇于午后4时失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即长期以来，对于滞留城内的中国军人是否存在反抗的问题。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确定，集体被俘的中国军人，少数也进行了反抗、暴动或试图逃跑。不过，从现已公布的中外史料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人的反抗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中国军队在城陷后的撤退过程中进行过一些局部的战斗，但在城陷后最初几周确实没有展开有规模的街巷争夺战。许多士兵为了求生，脱下军装、卸下武器，换上老百姓的服饰，躲入难民区或者潜入民间。还有一些部队并未丧失战斗能力，也向日军缴械投降。

    当时的中国军人投降时，以为至多被拉夫或遣散，而对日军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因为遵照日内瓦公约，应该是不杀俘虏，投降能够求生。在无法顺利撤走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是他们可作的选择之一。

    但是，侵华日军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毫无敌意的中国平民进行残忍屠杀。这就更加凸显出日军的残暴和野蛮，从而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立场。

    （《北京日报》3.5 严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