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医学院校“重技术不重人文”，人文教育成了走过场……
最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有些疑惑：一位急诊科的年轻医生刚和病人说了三句话，病人就要举手打他。“为什么一些医生连话都不会好好说了呢？”
人文课程“走过场”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国内医学专业人文课程的课时数占总学时8%左右，而美国、德国多达20%~25%。
在这一点上，武汉某高校临床专业学生龙飞湖有切身的感受。他所在的高校培养方案上称“要将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考核放在首位，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与考核”，但在日常的学分选修学习中，感受到的却是“培养重技术不重人文”。
龙飞湖本科的学制是国内医学教育中较为普遍的五年制。按照培养方案，5年内该校临床医学的学生毕业学分要达到185学分，必修课共开设50门，共计162学分。在这些必修课中，大多是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等专业类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的课程，以及英语、数学、物理等公共基础课，龙飞湖经常和同学感慨，“除了英语和政治，没有一门课是有关人文通识或医德教育的。”
近5年来，龙飞湖只选修过一门和医德相关的课程——医学伦理学。这还是一门选修课，1.5个学分。这意味着，本科阶段，龙飞湖选修和人文有关课程的学分还占不到总学分的1%。
浙江某知名高校医学院毕业生白俊翔有着类似的感受。他发现，同学中选修医学伦理课这门“大课”的并不多，一个能装下300人的阶梯教室只能坐下一半，而听课学生的数量，则从学期开始的一半逐渐减少。
白俊翔说，头几节课，他听到任课教师谈起当下医患纠纷事件时会竖起耳朵听，但到后来，老师的讲课越来越偏重说教，“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要收红包，要好好练本领，要对得起患者和家属……”他越听“脑子就越大”，便产生逃课的念头。
谁还管人文教育
事实上，医院的考核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医学院的教育方向。
当前，不少医院虽然有相应的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但多是摆设。”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李方正（化名）说，很多医德考评由自我评价、科室评价、单位评价三部分组成，“自己不给自己说坏话，科室同事彼此之间不说坏话，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单位领导则只盖个章”，缺乏患者评价的医德考评很难具有可信度。
“即便是有较为真实的医德考评，也未必能倒逼医德的进步。”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说，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的医院管理制度。目前，国内不少医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看病，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多用来搞科研和教学。
“如果花上30分钟看一个病人，医生和病人都愿意，但是，谋求创收利润的医院领导不乐意。”李天天感慨，看病成了出效益的流水作业。这也是医德教育难以开展的原因所在。
人文这条腿瘸不得
其实，在不少医生和医科学生眼中，医德在实际医疗工作中作用不大，于是，学生不爱学，老师也不好好教。
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医德对于实际的医疗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学界的一句名言“医疗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却总是抚慰”，便是最好的佐证。
一个医科学生说，尽管在模拟人身上做过多次训练，但是当他第一次走进病房碰到“活人”，仍旧十分紧张，结果检查时额头上的汗都滴到病人的肚子上。病人擦了擦肚子上的汗，递了纸巾给他，他这才反应过来。
另一位实习医生照看的是一位眼睛失明的农民老伯，做超声波检查时拄着拐杖，每次都需要人搀扶。检查结束后，老伯对他说了一句，“小医生，你的手很温暖。”这一句话让这位学生差点哭了出来，因为在整个检查过程中，他除了一直牵着老伯的手，扶着他以外，“我什么都没做。”
“缓解医患矛盾，关键在于沟通。”专家说，要让医生和患者形成良性的沟通，需要医生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过硬的专业技术；二是良好的职业道德，只有通过切身经历才能感受医德以及“手术刀”的分量。
（《中国青年报》2.7 邱晨辉 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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