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难求、假期短暂，回家过年费心费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在城里工作的人选择把父母、孩子从老家接到城市里过春节。这样的“反向探亲”、“反向团圆”，会不会成为另一种过年方式？
“只要一家人团圆，在哪儿都是过年！”1月29日，正月初七，在广州过春节的凌老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老家在湖南常德，但已经有好几年在广州过年了。凌老先生的儿子凌浩在广州从事广告工作，今年把父母、兄弟接到了广州，全家11口人过了一个欢乐的龙年春节。
与春运人流反向而动
“不回老家过年的原因很简单，从广州北上的车票、机票太难买，加上假期短，与其在路上折腾，不如将父母接来广州过年。”凌浩说。
1月8日，春运第一天，年过七旬的凌浩父母就从老家来到了广州。他们说，当时从广州出发的列车已经趟趟爆满，但由湖南南下的列车却显得宽松。
腊月二十七，凌浩的哥哥嫂嫂也乘飞机从常德来到广州，“机票是打折的，几乎比火车票还便宜，这就是到广州过年实惠的地方。”
“很喜欢广州暖和的天气。”凌浩的父母说。凌浩的哥哥嫂嫂则认为，广州过年有特别的气氛——除夕的花市、初一的焰火，还有舞狮等民俗大巡游……
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小曹，今年过年也没有回东北老家，而是把父母接到北京过年。
“节前来，节后走，让父母来北京过年，是一举多得的事——既好买票，又可以让父母体验北京的年味，还能多一些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小曹说。
由于工作忙，小曹每年都要到除夕当天才能赶回家。“火车票不好买，有时实在买不到，就得买全价的飞机票，来回的路费要几千元。相比而言，春节前来北京的火车票就好买多了。”小曹告诉记者。
据记者调查了解，像凌浩和小曹的父母这样，到子女工作地过春节的“反向团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并不少见。
进城务工人员加入“反向团圆”
除了在大城市有正式工作、有稳定住所的白领阶层以外，进城务工群体中也有不少人选择留在大城市过年。
42岁的清洁工蒋女士，来自四川省仁寿县，与丈夫一起在深圳打拼了7年。春节前，她把在老家的孩子给接了过来。
她说，因为回家的票太不好买，就算买到票，来回一趟，加上走亲访友，怎么也得花3000~4000元，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
目前，蒋女士一家租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月租金650元。“都是一家人，挤一点也没关系。”她说，把家人接到深圳过年，既不耽误工作，也能减少开支。
在北京朝阳区青年路某建筑工地打工的王先生，今年春节没有回四川老家过年，而是把妻子和儿子接到了北京。工友都回家了，住的地方暂时可以解决。他说，工地需要有人留下来值班，留在北京过春节也可以多赚一点。
一些企业为了缓解春节期间的用工荒，也主动想办法让务工人员留下来过年。春节期间餐饮业等服务业“用工荒”最为严重。一些企业除了给员工“节日工资”之外，都推出措施解决员工家人探亲的问题，以便留心留人。
体现城市化进程
“父母来北京过年，感觉春节假期变长了。”小曹说，由于父母已经退休，春节前可以早来，节后晚走，也节省了自己往年花费在回家路上的时间，所以感觉春节假期很充裕。
对于“反向团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反向流动可以缓解春运压力，而对留下来过年的人来说，也是一种经济实惠的过年方式。
他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开始加入“反向团圆”，是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结果，也表明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开始以城市为家。
还需社会、企业助力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反向团圆”仍以白领家庭为主，尤其以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工作的人居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对于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来说，他们可以把父母接过来，但是不可能把爷爷奶奶等亲属都接过来，所以“反向团圆”可能只适合少数人。目前，回家过年仍是主流，“反向团圆”相对还是少数。
也有专家认为，“反向团圆”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限制因素。
比如，白领一般有自购住房或租住的房子，“反向团圆”容易实现，而对于没有个人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接家人进城过年就很难。
再比如，一些人反映，带薪休假难落实，一年之中春节是少有的回家探亲时机。另外，在大城市亲朋好友少，老人过年时容易心理孤单，也是“反向团圆”的不利因素。
乔新生则认为，应鼓励“反向团圆”等多元化的过年方式，防止大城市春节期间“空壳化”。在一些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定期流动，导致这些城市的第三产业，像家政服务业、餐饮业等周期性萧条，所以可以加强市场调节，比如通过提高假日期间的工资等方式，让更多的务工人员“反向团圆”。
专家认为，从企业角度来看，应加大对员工“反向团圆”的支持力度。同时也希望政府和社区能够出台更多的措施，吸引人们留下来过年。
（《人民日报》1.31 李刚 吕绍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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