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110宣传日”当天,各地媒体关注的主题似乎相当统一:无效报警太多。其中,“送早饭”、“忘带钥匙”、“修热水器”等诉求都造成了110线路紧张。
不过细细思之,在“大政府”包揽一切的思路下,110作为难得的、公开有效解决问题的渠道,被如此依赖也在情理之中。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公众可选择的求助渠道有限,二是不少人对政府“家长式”的依赖已成心理定势。
其实,这些问题可以由专门的政府部门承担,提供专门的求助渠道。只不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些渠道也难保不成为第二个110。更合理的方法应该是,适度倚重社会组织,将拥堵在110线路中的众多矛盾拆解开,分发给更接“地气”的社会组织消化掉。
110承诺“有求必应”、公众产生政府依赖。这个问题有相当的普遍性,不是110重申工作范围就能完全解决的。我们期待110能在和公众的更多沟通中达成默契,更呼唤能够解决类似问题的制度框架尽快出现。
(《光明日报》1.16 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