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胞胎挑战伦理与制度

    广州一对L姓富商久婚不孕，去年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8个胚胎竟全部成功。于是，富商夫妇找来两位代孕妈妈，加上自身共3个子宫采取“2+3+3”队型，先后诞下4男4女八胞胎。

    我毫不怀疑“八胞胎”可能给这个家庭带来儿女绕膝的幸福。但是，却不应因为一个家庭的幸福，就无视支撑这种幸福的社会代价以及背后的法律、伦理问题。“八胞胎”是通过试管、代孕等方式，靠强大经济外力诞生的。试管婴儿不同于人体自然受孕成长，这种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尽管与“克隆人”手法有一定区别，但本身风险与过程，还是包裹着很多的生命伦理问题。包括通过人体代孕的工具化操作，都可能造成太多亲情血缘的错乱关系，如果以后不能很好地兼容于现实的文化情境，就会给相关生命带来亲情伦理的困境。

    卫生部早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对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后的多胎妊娠必须实施减胎术，避免双胎，严禁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妊娠分娩，禁止实施代孕技术。这些制度出台，本身就有维护道德伦理的功能，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支撑。这意味着，“八胞胎”挑战的就是当前有关生育的文化伦理与制度规则。

    “八胞胎”事件应该作为一种警示符号，提醒人们，不要拿自己所谓的幸福，来践踏对生命、伦理、文化、制度等等问题的公共底线。这实际就要求，对违规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个人与医疗机构，必须进行及时监管，加大惩罚力度来约束这种行为，否则的话，当太多富人都将自己幸福置于法律制度之上，这样的生育行为就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的魔盒”，既威胁到人类伦理与生命安全，也极大破坏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新民晚报》12.20 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