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个当年的上海大学生，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骗到了台湾；经过一番魔鬼特训，成了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他，又被派遣潜回大陆……

    我成了过河卒子

    我今年85啦！

    1949年，我在上海念书，大三，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上海快解放了，时局越来越乱。1949年4月15日，我收到一封油印的恐吓信，大意是说：罗列成，你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所干的一切勾当，我们都知道。现在上海即将解放，你等待人民的公审吧。

    落款“上海学联”，还有公章。

    后来了解到，4所国立大学有30多人收到了信。大家惊惶万分，手足无措，集中到复员青年军联谊会，共商逃命之事。有人提议见方治。

    方治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我是暨大的青年军联谊会负责人，他对我也有印象。大家就推举我带头，一起去找他。

    方治安排我们30个人上了一艘“沿平轮”，那是装新兵的船。船开了两天一夜，到了台湾基隆码头。方治的秘书、中统特务邹道树早在码头等候了。一见到我们，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终于把你们请来了！”这时，我们才知道，所谓的“恐吓信”，都是邹道树一手炮制的！他说：“我要是不写那封信，你们能来台湾吗？！”

    到了台湾，我就是过河卒子。在人生这个棋盘上，我再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石牌训练班”

    1950年1月，我在大学同学张丹秋的推荐下，进了台北“石牌训练班”。

    这是个训练特务的地方，是蒋经国的“试验田”。训练班有三期学员，第一期是培训干部，我们的队长、副队长、教务组长、训导组长，全是第一期学员。第二期是文化宣传班，张丹秋就是二期学员。第三期，是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我就是这个“游干班”学员。

    这期“游干班”30人，加上爆破班15人，共45人。学习内容以理论为主，擒拿、爆破、战略战术，都学了点皮毛。最重要的就是“精神灌输”，要把我们这些人训练成无血无肉的“玩命之徒”，到时潜入大陆，为他们窃取情报，以便“反攻”。

    3个月的训练结束了。爆破班的15名加上“游干班”的10名，集体派遣，从当时未解放的浙东沿海地区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强行登陆。剩下的单独派遣，或小组派遣。我属于小组派遣。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有位好友，叫蒋君毅，他的名字也上了“学联的黑名单”。只因出发那天匆匆忙忙，他没有赶上轮船，后来留在交大，倒也相安无事。他通过香港同学，给我转来几封信，劝我回大陆工作。

    征得“组织”同意，我经香港转给蒋君毅一封信，他热情洋溢，欢迎我返沪。

    在返回大陆之前，我也留了个心眼，就是想找找张丹秋的蛛丝马迹。这样到了大陆，彼此也有个照应，否则你是什么人，身份怎样，谁能证明呢？

    从同学处查到，张丹秋曾说过，“回大陆后，到天津找未婚妻”——他未婚妻是女子中学教师，未来岳父是天津面粉厂的私方经理。谁知道几年以后，离台前留心的这样一条线索，真的救了我的小命。

    1950年4月底，我和同期学员朱懋德、蒋伟然编成一个小组，朱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蒋是书记，我们由台湾到澳门，再从香港中转。

    虽然是同一小组，但我们3个人不横向联系，都是单线向香港站——英皇大道雪厂街的李忠兴联系。这是纪律。

    5月17日，我抵达上海。蒋君毅是惟一知道我从台湾回来的，但他什么都不问，只介绍我参加了徐汇区“海光业余学习班”。这年6月中旬，西北军区64军速成中学到上海来招收教师，我报了名，被录取了。

    64军速成中学在离宝鸡15华里的陈家村。学员都是20来岁的排连干部。到部队第一件事，我就用糖水密写了一封信，报告香港联络点，说明我已到达速成中学。

    我庆幸自己早交待了一步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来势很猛。我被吸收为打虎队成员，任务是每天早晨向贪污分子攻心喊话。

    有个生动的事例：我们64军军长在全国解放以后，回了一趟江西老家，就因为来回坐了飞机，现在要算他的浪费账。军长这时还在朝鲜战场上呢，也被扣上帽子，白天指挥打仗，晚上接受批斗，跟了他十多年的贴身警卫员也被勒令离开，军长连打水、扫地都要自己动手。

    我联想到自己，还能苟活多久呢？总有一天会被揪出来，下场只有死！不行，我不能去死。

    经过深思熟虑，我向同房间的邹指导员说：“我有问题要交待。”

    我是坦白交待了，可“石牌训练”的事谁来证实呢？张丹秋就成了我的竞争对手，这是在生与死之间的赛跑。

    我对指导员表示，我已暴露，当务之急是抓人。凭着离台前获知的张丹秋那一点点线索，能抓到他吗？那么大的天津，无详细地址，怎么找？我很担心。万一抓不到张丹秋，我就死无对证，下场如何也就难说了。

    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人民日报》第三版上，有一个醒目的直标题。正题是“张海棠就地正法”，副题是“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特务分子”！

    我的眼珠一下子盯在上面，“本报天津讯，张海棠又名张丹秋……”我庆幸自己早跑了一步。如果张丹秋比我早交待，生的就是他，死的就是我。

    我彻底交待了问题，想着要重新做人，将功补过，于是拼命工作。学员们对我的态度毫无异样，课堂纪律也非常好，不过，学员越是谅解我，我精神压力反而越大。

    1953年11月，我被逮捕，1958年被判刑12年，1961年送新疆劳改，1965年11月获得新生。1971年调到阿克苏磷矿挖矿，1979年12月落实政策，1980年调到浙江衢州巨化中学，当语文老师。1987年退休。

    (《羊城晚报》12.3 罗列成口述 周华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