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之死

    高敬德之死，暴露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名义下，法律对公开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绝无仅有”的病人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高敬德很可能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死后公布其死因的人。

    2011年10月26日上午，在远离市区的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孤独离世。

    高敬德生前以医药打假为人所知。2011年6月13日，他与“售假者”签订了用以“私了”的《协商意见》。

    高敬德确诊患艾滋病是在其死亡前五天。此前，身体已经出状况的高敬德赴北京“打假”，发病之后，应本人要求，高被上海驻京办人员送回上海。当地政府先将其送至户口所在地的一所二级医院治疗。因高对该医院不信任，又将其转至隶属海军的上海411医院。在发现高敬德高烧不退等可疑症状后，411医院呼吸科对其进行了两次HIV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在告知高敬德本人并征得同意后，遂于10月21日中午转入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5天后即告不治。

    有迹象表明，高敬德似乎很早就已知晓自己身患艾滋病，他甚至成功地预测到了自己的死期。据其所居住的小区保安队长孙孝龙介绍，两年前，高敬德曾对他提到，自己患了癌症，最多能活两年。然而，高敬德并未真的患癌。有人据此猜测，高当年可能为了“面子”，以这种方式暗示自己得了艾滋病。

    中国青年报记者周凯透露，3年前，他曾从某省药监局工作人员处听说过高敬德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但他当时并未相信，因为高本人对此坚决否认，称是药监局对他“污蔑”。

    “我当时想，如果政府真的知道高敬德患艾滋病，怎么会由他到处乱跑？”周凯说。

    某种意义上，周凯的疑惑正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症结所在。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除非能够证明故意传播艾滋病，政府不仅无权限制艾滋病人的自由，相反，有义务对其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保密。

    疾控系统内部公认的是，即使是配偶和父母，也无权从疾病控制部门获知艾滋病人患病的信息。

    某省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曾透露这样一件事：由于艾滋病人信息禁止性法律的存在，他们曾眼睁睁看着一位感染了艾滋病毒的患者结婚，不仅将艾滋病毒传给了其原本健康的配偶，还生下了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孩子。    

    北京打假之旅

    与其他艾滋病人有所不同的是，在死亡前的几年里，高敬德一直高调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事实上，就在死亡前半个月，他还曾专程赴北京与某报记者李越（化名）联合“打假”。

    据李越介绍，在京期间，他与高敬德共见过三次。10月6日，高敬德以“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的名义，向该报报料，称在北京某地发现假药。

    李越称，3天后，他与高敬德第一次见面。当时高正在北京护国寺中医院吊盐水。按高敬德对一家法国媒体驻京工作人员的说法，他在来京之前就已在上海住过院。

    没有人知道高敬德为什么要拖着病体去北京。和以往很多时候一样，高敬德对于此行目的含糊其词。

    见高敬德身体虚弱，走路“一瘸一拐”，李越曾问他的病能否治好。高说，自己搞医的，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和对其他媒体的说法一样，他强调自己的病是在一次打假时挨打后的结果。

    后来有医界人士对记者解释，根据高敬德后被诊断为脑梗的情况，其走路颠簸，很可能是因中风所致，与是否被打没有关系。

    高李二人约定次日一起到某药店“打假”。但事前李接到高的电话，称其发烧，“打假”遂推迟到11日。

    据李越回忆，当天“买假”之后，高敬德颇显劳累。后据其所居住的旅馆老板说，当天晚上高敬德大喊大叫，指称老板偷其1500元钱，老板无奈只得报警，警察遂将高带至派出所。

    接到高敬德电话后，李越赶至派出所，这时上海驻京办人员也已在场。李在门外等待多时后，方见高敬德出来。

    他对当时一幕印象深刻：上海驻京办的两人拿着高敬德的两大袋材料走在前，衣衫褴褛的高敬德在后面一步步挪动。

    13日早晨，李越接到高敬德的电话，说回上海。李让其回去好好养病，回去后打个电话。李后来再未接到高敬德的电话。数日之后，李从网上看到他的死讯。

    后经证实，高敬德13日中午乘火车离京，次日上午抵沪。之后家也没回，相关部门就将其送至当地的“大场医院”救治。该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说，当时是接到政府通知收治高敬德，但并不知道高患艾滋病。高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立即上了呼吸机。

    在确认高敬德死于艾滋病后，一些以前曾经采访过高的记者感到恐慌，有的专门赴医院做了检查，以确认是否被高传染。

    碧波池的“同志”

    医生建议在高敬德生前多次光顾的同性恋场所公布警示信息，但主管部门认为此举在法律上“越位”。

    得知高敬德死于艾滋病后，南京人王瑞（化名）并未感到惊讶，这缘于他知道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高敬德是一个“同志”——男同性恋者的别称。

    众所周知，艾滋病有三个主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其中在性传播途径中，同性性行为是最危险的一种。

    2008年，王瑞与高敬德相识于南京“碧波池”浴室。他告诉记者，自己在此先后与高见过四五次面。几乎每次都会看到高敬德在休息大厅与不同对象“交往”。高还让他为自己介绍男朋友。

    碧波池浴室位于南京升州路，是一个在圈内知名的“同志”聚集场所。多次出入此地的高敬德，不能排除正是在此感染了艾滋病毒，并将艾滋病毒传播给更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碧波池”并非高敬德惟一光顾的浴室，据悉，高敬德生前去北京打假时，居住在护国寺中医院一带，而据王瑞称，这里也有一个著名的“同志”会所。事实上，与自己的家相比，高敬德似乎更喜欢住在浴室里。按照其本人的解释，这是因为他“打假”得罪了人，担心被报复才不敢住家里。

    根据艾滋病传播规律，艾滋病人从感染病毒到最终发病，通常要有数年的潜伏期。这意味着，近年来多次以“打假斗士”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高敬德，或许很早就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然而，正如同无法知晓他何时染病一样，他是否将自己身上的艾滋病毒又传染给他人，同样也无从查证。

    值得一提的是，碧波池的客人中有艾滋病毒携带者，对当地疾病控制部门而言并不陌生。。

    根据法律，疾控部门不能将此信息对外公布，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委婉提醒其身边人不要与之密切接触。

    对于高敬德这样的外来流动人员，当地疾控部门则更加难有作为。他们承认，高敬德并不在他们掌握的艾滋病人防控名单中。

    记者日前暗访该浴室发现，这里的生意仍然兴隆，而卫生条件仍然糟糕。在休息厅，记者看到不少单人床上睡着两个男人，他们赤裸着身体裹着同一条被子……

    11月28日，一直在调查高敬德死因的上海医生陈晓兰在得知高敬德曾多次光顾“碧波池”后，先后向南京市卫生局、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反映，并建议对方在“碧波池”贴出高敬德的照片，以引起与之有密切接触者注意。

    然而，在接到陈的反映和建议后，对方明确表示做不到。他们认为此举在法律上“越位”。

    江苏省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承认，关于艾滋病防治，一直以来面临太多的悖论。但是，现实就是如此，他们深感无力。

    (《南方周末》12.1柴会群 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