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借纪录片《中国》挑起政治风波

    意大利是与中国建交较早的西方国家，时为1970年11月5日。次年，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函，希望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由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执导。中国当时也希望打破封锁，展示自己。于是，外交部和国务院文化组委托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正式发出邀请。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摄制组到达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拍摄了22天，完成了一部4个小时的纪录片《中国》。1973年1月，该片在罗马首映。可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部纪录片，却引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

    1973年5月17日，周恩来会见了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杨振宁说，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对纪录片《中国》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 

    周恩来不认识安东尼奥尼，也不知道他来华拍摄的情况，他要工作人员查一查，但在场的记录人员对周恩来的吩咐并没有记录下来。而杨振宁的话却被传到了相关机构。

    当年12月17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有人就电影《中国》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信说：“意所谓《中国》长片，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气愤。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对我国影响极坏。为此，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

    1974年1月9日晚上，江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会议上说：“你们给意大利人搞的那个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人请来的。”1月16日，江青让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看《中国》，并点到驻意大利使馆，说：“这个大使要撤！”

    1974年1月30日，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挂帅的联合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将此事说成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被召回国，进了学习班。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新闻司司长彭华也被批判，做检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此后，批判文章连篇累牍，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江青倒台两年多以后，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才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给这场风波画上了休止符。

    最近，我重新观看了这部纪录片，感觉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虽然导演是在颇受约束的条件下拍摄的，但叙述心态相对平和。他们不肯按照中方的基调刻意美化，但也没有刻意丑化。有一些温和的议论和批评，只是出于价值观的差异，而非出于恶意。但当时中国处在唯我独尊的心态中，只希望听到来自外界的赞美，于是，并不反华的安东尼奥尼，被打成了“反华小丑”。

    （《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