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得到马达(1925-2011.9.6)逝世的消息,很感意外。
马达先生曾参加和领导过9张报纸的工作,并在其中5家报社担任过总编辑,关键时刻两次出任重要报纸的领导,他自然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作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在许多方面他都有深刻见解。
发表在《马达自述》(2004年11月版)中“理论探索”部分的20篇有关文章,是他“为新闻改革贡献智慧”的思想闪光体现。
他在“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这篇文章中说,各种新闻媒体的基本功能就是正确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舆论反映和引导是统一的过程,他提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同样是媒体的基本功能,且是新闻媒体影响舆论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的反映舆论,更不能忽视,也应该坚持并正确反映之。我们在理解‘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时,一点也不能忽视正确反映舆论的重要。因为从我国新闻传媒的现状看,并不是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和建议,对民情、舆论反映得充分了,反映得太多了,也不只是在引导舆论上存在严重不足,而是反映社会舆论很不充分,对舆论的引导又往往不得法,或干预过多,或限制过死,人民群众是并不满意的。”
在“为民办报,以民为本”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党报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党报必须坚持党性。”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党报的党性理解是比较狭窄、片面的,往往把党性仅仅归结为报纸工作应该具有的组织纪律性,同时又往往把组织纪律性等同于‘上级观念’,以至等同于‘听第一书记的’。这种理解,不可能正确地全面地体现党报党性的本质内容。”他强调:“党性最高要求就是真正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讲,所谓党性正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离开人性的党性,正如同没有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一样。”
在“舆论监督为何难”中,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领导干部不欢迎、不支持舆论监督,其中主要的思想顾虑是‘妨碍稳定’。”他明确说:“这是误解”,因为“通过舆论揭露和批评腐败现象及不正之风,一般情况下,不仅不会影响稳定,而且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因为腐败现象是消极因素,是不稳定因素,清除腐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更是大得人心的。”他尤其强调,舆论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
在“新闻自由不可少”这篇文章中,他从新闻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中国的新闻史等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不能轻率地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的新闻自由的普遍自由的形式,更不能用‘虚伪’两个字就把一切都骂倒了。”对新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回顾,他得出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新闻事业的曲折经历表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掌握政权以后,争取和维护新闻自由仍然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结论。
(《经济观察报》9.12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