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身份的理由

　　王建文，理工出身。从农村出来，考上大学，1989年毕业。靠着几万块钱的积蓄和几个朋友，一身技术，在北京办起了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里出来的仅有的“中产阶级”。他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现在，按照他的步骤，应该要移民了。

　　当王建文意识到移民是个“大事”时，公司董事会也意识到了。“就在一个小办公室，我们几个原始股东紧急开了个会。”王建文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几个原始股东“基本都办了移民，这样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

　　“这不是个人自由么？”记者问。

　　“这当然不行了！一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东都换了国籍，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公司性质就变了；另外，你想想，一个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层大都移民了，业务还是在国内，谁还信任这家公司？”

　　在那间小办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兄弟商量着，“我们不反对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绿卡就行了，但是国籍就不要拿了。另外，一定要低调，不要再说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几个原始股东定了这样一个“内部协议”。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开始上中学。“我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上初三。初三意味着课程安排全是应试的，每天模拟考试，全为了中考，孩子压力太大。”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着，“我们能留给孩子什么呢？只能是一个好的教育，以后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给她更好的教育环境，为什么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一样，很多有钱人移民的原因里，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张伟光，就坚持一个观点：对于移民的人来说，孩子永远是最迫切的理由。

　　2005年1月，张伟光全家移民加拿大。张伟光的女儿去加拿大后，发生了惊奇的变化，考上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一下子觉得“这事，值了”。在他的估计中，女儿在国内的成绩，使使劲也就考个二本，但也很难。说起这事，张伟光一个劲的乐，“可能，玩着玩着，就学了。”

　　办理移民的过程很繁杂。经过两年的折腾，王建文终于拿到移民体检通知，这意味着他即将拿到移民签证。

　　在局外人看来，这场即将奔入生活天堂的移民行动，充满诱惑力。但是，对王建文而言，还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不会拿国籍，事业还在国内，而太太孩子会常驻国外，这样，国内就我自己，生活质量会受影响。”

　　即将移民成功的余威，和记者讲过这样一个事情。一个同学移民澳大利亚了，年前回来参加同学聚会。一个晚上，一个劲地说话，“我这一晚上说的话，比我在澳大利亚一年说的话还多。憋死我了。”

　　余威笑哈哈地说完这个故事，安静下来，自语道：“我也会这样的。”

　　“即使如此，还是走？”记者问。

　　“当然走。可以走完了再回来。先拿到证，身份很重要。”余威说。（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