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背功

    文人的背书功夫大小，与他的学问成就成正比，这个结论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1933年9月，钱锺书在私立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兼做国文教员。当时，钱锺书和同事顾献梁同住一个房间。一天，他看见顾正在埋头钻研一本外国文学批评史，于是随便说了句“我以前也读过这本书，不知道现在是否记得其中的内容，你不妨抽出其中一段来考考我”。顾不信钱锺书有如此好的记忆力，于是专门挑出最难念的几段。而钱锺书却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十分流利地全部背了出来。

    大数学家苏步青背数学公式肯定是如数家珍，没想到背古文也是他的强项。他读小学的时候，天天背诵《左传》、《唐诗三百首》。到毕业时，这两部书他已能背诵如流。文理相通，互相促进，苏步青的成就又是一例。

    也有一种观点说，背那么多东西没用，需要的时候去查一下，不就全有了？这话固然有理，但如果没有查阅条件时，肚子里没有装上几十万字的东西，那可就抓瞎了。

    资中筠在《冯友兰先生的“反刍”》一文中讲到一件事：冯友兰晚年失明以后，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吐”出其所学，继续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自己把这戏称为“反刍”。陈寅恪先生55岁时失明，在以后的24年里，一直凭着积累的学识在大学里传业授课，著书立说，成就斐然，令人敬仰。

    经验告诉我们，会背的东西才真正是自己的东西。所以，民间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偷”的说法，话糙理不糙。当然，背书不是死记硬背，还要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8.24 陈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