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写过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气”。
1958年,中山大学一些运动积极分子展开了对陈寅恪的批判,他们的大字报使用的语言充满杀气,比如“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等。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资产阶级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
面对波涛汹涌的讨伐,1958年7月下旬,陈寅恪致书中山大学校长,提出两项要求,大意是: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了却残生。
在今天看来,陈寅恪不过是想保护读书人的羽毛,不愿无辜遭受别人的诬蔑攻击而已,但在当时,他做的事无疑石破天惊,一般人根本不敢选择。其一,他得有真正的血性。凡是有点知识、有点社会地位都愿意用血性妆扮自己,然而,只有品格纯正、看重自己的精神生命超过生理生命的人,才能真正爱我所爱,恨我所恨,在关键时候体现出个体的性情。其二,他要有不惧更大打击的精神。当时的政治气候以践踏知识、侮辱知识分子为时尚,陈寅恪绝对不会无知到认为自己写这种信会获得什么好处。原因只有一个:在陈寅恪眼里,站着死去比跪着活着,更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
后世的人们多半喜欢称陈寅恪是“国学大师”、“教授中的教授”,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在尽情释放自己的“书生气”这一点上,陈寅恪也堪称后世学人的楷模。
(《杂文报》8.16 游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