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为什么与鲁迅失之交臂

    鲁迅逝世后，郭沫若曾多次作文，表达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的心情。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第一次读到鲁迅的小说，那就是《头发的故事》。他认为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正因如此，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没有再去读。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成仿吾不是赞许《不周山》吗，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就偏偏删去《不周山》。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鲁迅和郭沫若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內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看来，两人都在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为称快一时，他甚至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鲁迅心中虽然也不免凄婉，但还是采取了冷静的态度，所进行的反击也仅是只言片语。

    1936年8月上旬，鲁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鲁迅信中的一段话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郭沫若读后深感愧疚，对鲁迅“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写成《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可是，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病逝。两人终未谋面，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没能冰释，这成为郭沫若一生的悔恨。

    （《人民政协报》7．28 张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