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农村的“熟人社会”形态已悄然发生变化,“无主体熟人社会”日渐形成。
首先表现在舆论失灵。“熟人社会”的行为方式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成员在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今,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的压力,舆论失灵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其次是“面子”贬值。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而且人际关系网络越宽广,“面子”就越具增值的能力。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地长期不在村里,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村民看来,“面子”的“含金量”明显偏低。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大量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由此得到部分解释。
有专家表示,农村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实际上已具备了“陌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这种新现象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值得关注。
(《北京日报》7.4 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