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我在地方报纸副刊发表一篇千多字小文,稿费25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位普通职工一个的月薪水了。这对一个穷困初中生来说,实在不是一笔小钱。
正是冬天,攥着钱和弟弟在小镇上转了一圈,每人买一顶狗皮帽子,各买一双棉鞋,剩下零钱买了巴尔扎克长篇小说《邦斯舅舅》。
这是傅雷的译本。最后一页下端有两行上下分排的小字:某年巴尔扎克作于巴黎,某年傅雷译于上海。傅雷何人?那时并不晓得。但这么大口气,说不清什么原因,就让我肃然起敬。
此书天头地脑甚宽,内中有趣的漫画似的插图多幅。共有三百多页,厚厚的一本。读前三十几页,那些繁琐的衣着、人物相貌、环境之类的描写和交代,枯燥极了,十几岁的孩子,实在觉得难以卒读。后来,读多了巴尔扎克,我发现了“窍门”,往往前50页左右,大都如此的无味;从“现在,我们的悲剧,正式开场了”这样的话开始,故事生动了起来,让你不读完放不下书。但就是这前50页,马克思博士说他从中学到了活的经济学知识——这已是后话,是我20岁以后才知道的。
接连两天晚上读邦斯,母亲频频催我睡觉,我不听,她把油灯吹灭,我只好弃书躺进被窝,猜想:可怜的邦斯和他的穷朋友怎么样了呢?
开春后的一天,放了学,只觉得茅屋里亮堂了许多。母亲说好累,刚糊完了棚顶。定睛看去,怎么糊棚纸这么眼熟?一页页天头地脑甚宽。近前细瞧,呀,上面都是邦斯两字!
“我的邦斯舅舅,谁给糊棚了!”我大喊,书包扔到地上。
“谁是邦斯舅舅?”母亲不识字,觉得奇怪:“这书不是看完了吗?”“读完就糊棚啊?我还想看呢!”于是我嗷嗷跳将起来。
母亲也让我这架势惊呆了:“我看这本最厚,就撕了……”她答应我,再买一本去。小镇书店,邦斯早卖没了……
粉碎“四人帮”那年,在书店看到了“译林”出版的《邦斯舅舅》,许钧的译本。抚摩再三,虽然已经没有重读的念头,也不是傅译,还是把它买了下来。为了当年糊到棚上去的我的邦斯舅舅,为了少年时代洒到邦斯额头上的眼泪。
(《文汇报》7.4 桑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