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我对延安是熟悉的，也是生疏的。熟悉，是因为我曾多次造访过延安,熟悉它的模样，了解它的历史；生疏，是因为虽多次去过延安，但几乎每次都是匆匆而过，一直没有能够沉静从容、全面细致地去瞻仰它、品读它、感悟它。而这也就成了我久久纠结于心的一个心愿。今年4月，因参加延安干部学院的培训，我终于得偿所愿！
4月的陕北是美丽的。远山已经朗润起来，黄色的土地已被绿色浸染，烂漫的山花舞动着春风。而不知怎的，我的思绪恰在这时拐了个弯，飘向了70多年前那个不同寻常的冬天。1937年1月13日，在陕北正是深冬，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那天，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走进了延安。我想，他们一定在倾城的隆重欢迎中感受到了这个古城的冬天不同寻常的温暖和生机了吧？否则，怎么就停下了已经奔走很久的脚步？那时，他们可曾预见这一天将成为新的历史的开篇？那时，他们可曾想到自己将在这个偏居一隅的古城扭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在遐想中，神圣的宝塔山赫然映入眼帘——我们已到了延安。延安古名“肤施”，相传佛曾在这里“割肤施鹰”，故而得名。此塔，本建于唐代；此山，原名嘉岭山。上世纪30年代，这座悄然更名为宝塔山的山和塔便成为延安的象征。
凤凰山下，是中共中央到延安的第一个驻地。因从峰顶向南北伸展着两条陡峻的山梁，如凤凰展翅而得名。当毛泽东登上这凤凰奋起的翅膀时，他的目光并没有被遮挡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而是穿越崇山峻岭，巡视中国大地。若干年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当他把1938年所作的《沁园春·雪》书赠友人时，重庆惊叹了，中国惊叹了，世界惊叹了！这样一种胸襟和气度，怎能不跨越时空，怎能不领袖群雄？也就是在这里的一年零十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著作，其中有被列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的《论持久战》，有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这期间，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也写作了大量珍贵的理论文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诞生在这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怎样进行革命，马列主义的经典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经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艰苦的探索。这些著作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智慧凝结。
杨家岭是一个显得狭窄的山坳，但那紧挨相连的窑洞、坚固醒目的中央大礼堂、造型别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密集的建筑，足以证明这里曾经的繁忙与辉煌。中央大礼堂里的陈设依然完全按照中共七大时的场景布置，将历史的瞬间凝固成了永恒。
枣园，总是以一种诗意的气质嵌入延安的印象中。这里风景秀丽，历来被称为延安一景。在这里，每一孔窑洞都有叙说不完的故事。然而，有一段久远的声波，在众多历史的回声中是那样的清晰、澄澈。1944年9月8日，在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地，正庄严肃穆地举行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这位名叫张思德的战士在烧制木炭时牺牲。战争年代，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可就是这样一位普通战士，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他亲自参加追悼大会，并用沉重的语调即兴发表了演讲，深刻而简明地阐释了死亡的价值意义——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这声音被聚成《为人民服务》的经典，凝成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在今天，南泥湾是一曲轻快的歌，而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南泥湾更像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救援，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侵袭造成的空前严重的物质困难，中共中央在解放区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为此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1年春，三五九旅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挺进南泥湾。三年间，将荆棘遍地、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这是怎样的一支军队？林伯渠是这样解答的：“像这样忠于保卫边区而又竭力设法减轻人民负担的军队，乃真正是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军队。”
抗大，全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从1937年初建到1945年改建，学校几经迁移，没有固定的校舍，没有充足的教员，没有现成的教材，并且面临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生存危机。可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吸引了大批满怀爱国热忱的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仅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延安的青年就达2288人。抗大总校先后办了8期，又在敌后办了14所分校。1938年，毛泽东为抗大亲笔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按照这一方针，整个抗日战争中，抗大共培养了十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
将要离开延安，再将目光投注到这片土地时，才发现那段历史就密密匝匝地写在这片土地上……
（《光明日报》7.1 张智全）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