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总工会近日发布《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的一大意外发现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在“夫妻团聚比赚钱更重要”的幸福观下,政府、社会和企业应共同努力,为农民工家庭团聚创造条件,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
从天各一方到家人团聚
生产线上,34岁的江西籍农民工刘银花特别扎眼:与一群80、90后女工在一起,她不仅年纪偏大,而且操作上也不如年轻人纯熟快捷。尽管有点“格格不入”,但刘银花却非常满意现在的状态。
“我和老公分开了7年,结婚后我一直留在农村带小孩,他到深圳来打工。每年就只有过年能见上一面,由于怕花钱,平时电话都得省着打。要不是不想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我早就出来和他一起打工了。”刘银花说。如今,她每天下班回家都能见到丈夫和儿子,一家人在一起才是她最在乎的事情。
将家庭关怀作为幸福感第一要素并非只是老一代农民工的特点,被认为张扬自我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22岁的刘华敏来自湖南邵阳,她几次推掉了到深圳“赚大钱”的机会,宁愿留在广州做售货员,和父母、哥哥挤在一间2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子里。
“我是长大了的留守儿童,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抛下我们兄妹进城打工。那时候真的很害怕,什么都不会,见不到哥哥我就哭。打雷的时候,我们兄妹就一起躲进被窝里。我对自己说,我要快点长大,长大了就能进城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刘华敏说。
留守的经历让刘华敏拥有很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锻炼出独立干练的作风。但是,她仍然选择和父母留在同一个城市,不愿抛下家人追求所谓更好的发展。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形态正发生着变化:从单一劳动力独闯都市到携妻带子的家庭化迁移。家庭化迁移让农民工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不再那么苦涩,家里有人挂念,有人热饭、说话的生活成为他们负担背后的慰藉。
家庭让农民工更幸福
如何把农民工对幸福的追求和城市发展结合?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刘小钢说,家庭因素排在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位,反映了家庭是农民工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们背井离乡出来工作的最重要动因。他们的幸福感与家庭紧密相关,因此,用人单位需为他们家庭团聚的需求创造条件。
建筑行业是农民工的“用工大户”,也是众多矛盾的聚集之处,工头李汉强对此深有感触。李汉强说:“我们临时搭建的板房都必须24小时有热水,装配空调,工人无论什么时候放工都能吃得上热饭。很多农民工都是拖家带口来到工地,我们也尽量在住房等生活条件上给予便利,并且安排家属做一些适合的工作,例如做饭和一些简单的体力活都留给妇女,让农民工能稳定下来,专心工作。”
尽管用人成本比以前高,但企业却收到了更好的回报。“工人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就有家人管着他,工地上黄赌毒的现象锐减,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和谐,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风险。客观上给企业带来了良好的收益。”
(《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6期 黄浩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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