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的“慢”

    1931年10月，梅贻琦（1889～1962）临危受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后大半辈子服务于清华，将它提升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

    梅贻琦这人有一大特点就是“慢”。但这个“慢”不是傲慢，不是怠慢，不是缓慢，也不是梅贻琦不惜时，不守时，而是指他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大革命家黄兴一生教人“慢慢细细”，就是教人慢工出细活，急就章难成精品。

    梅贻琦的教育观一以贯之。他强调“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教育学生，他主张熏陶，不赞成模铸，流水线作业注定培养不出“博极今古，学贯中西”的通才，而只会扼杀“神鹜八极，心游万仞”的天才。他的“从游论”颇具新意：“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师生从游则不止学问可以薪火相传，品德、情操也可以熏之陶之，化于无形，得之不失。也许为效不速，但结果上佳。梅贻琦曾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这话看似绝对，细细体味它，却很有道理。

    在多事之秋，梅贻琦寡言，但并不寡谋，更不寡断，他的“慢”既表现为丰沛的静气，也表现为充足的勇气。即使兵戎相见，军队开进了清华园，也休想扰乱他的方寸。

    抗战前夕，北京高校学生的抗日激情空前高涨，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对学生运动警惕性相当高，但他明令部下：巡查清华园，不许动粗。清华大学的学生对军人入校抱有敌意，竟做出过激之举，不仅缴下士兵的枪械，扣留领队的团长，还掀翻军用车辆。这样一来，事态迅速升级。当天晚上，军队荷枪实弹，进驻清华园，引起师生极大的恐慌。

    为了应付岌岌危局，清华校务会议的几位成员（叶公超、叶企荪、陈岱孙、冯友兰）齐聚梅贻琦家，商量万全之策，以求渡过眼前的难关。每个人都说了话，提了建议，唯独梅贻琦向隅静默，未发一言，不吱一声。最后，大家停下来，等他表态。足足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梅贻琦抽着烟，仍旧默无一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说话有些结巴，他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没表态，叶公超忍不住了，用催促的语气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方案而不说话？”

    这时候，每隔一秒钟，都仿佛隔了半个月。面对几位同仁焦急的目光，梅贻琦从容作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他要教务处通知有嫌疑的学生，叫他们处处小心，尽可能隐蔽起来。然后他打电话给北平市长秦德纯，此人曾是宋哲元的重要幕僚，请他出面说服宋哲元撤退军警。秦德纯应承下来不久，宋哲元果然下令撤退了包围清华体育馆的士兵。

    要让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掐灭怒火，恢复理性，很不容易达到目的，但梅贻琦的耐性臻于极致，在军事当局和学校师生之间，他艰难地找准了一个平衡点。都说要快刀斩乱麻，他却是慢工出细活。多方的体面、利益均须顾及，这岂是急性子能够顷刻办妥的事情？

    清华大学稍微懂事的学生个个能够体谅梅贻琦的苦衷，每次闹学潮，他们都担心自己的过激举动会动摇梅校长的地位，因此必先贴出坚决拥护梅贻琦校长的大标语。为了呵护学生，营救学生，梅贻琦与警察局长多有周旋，学生们的感激方式很特别，他们摹仿梅校长的口吻，编成一首顺口溜：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顺口溜将梅贻琦在警察局慢条斯理、大打太极拳的意态神情活画得丝丝入扣。

    抗战期间，梅贻琦是国立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由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重庆国民政府任职，校务完全倚赖梅贻琦主持。为了行动便利，联大给他配备了一部小汽车。当时物价畸高，梅贻琦毅然将这件奢侈品封存于车库中，辞退司机，安步当车。若要外出应酬，他就坐人力车代步。若要去重庆出差，只要时间允许坐邮车，他就不坐飞机。坐邮车岂不是要比坐飞机慢得多也累得多吗？梅贻琦却舍快求慢，舍舒适取劳顿。“慢”与“累”后面当然还有一个字，那就是“省”，艰难时期，能省则省，梅贻琦节俭惯了。他总是说：“让我管这个家，就得精打细算。”他讲的“家”，不是自己的小家，而是国立西南联大这个大家庭。

    （《随笔》2011年第3期 王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