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另面人生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思想的贡献，其实在严复思想文化巨人光环的背后，却是另一番人生。

    从英国留学回国后不久，李鸿章接纳了严复。此时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闻严复之才具，便把他聘去当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实际上承担总办（校长）的责任。这个职位对于26岁的严复来说，应该说不算屈就了。可是，严复在这一职位上一干就是9年，直到35岁才连捐带保弄到一个“选用知府”的资格，由此升为会办（副校长），次年再升总办，又过两年，才从“选用知府”升为“选用道员”，这时他已经是接近40岁的人了。仕途与他原先的期望、相去甚远，更令他沮丧的是，清廷和李鸿章根本没有继续重用他的意思。对此，他苦闷到了极点。

    严复到天津上任不久，校园内便有传闻，说严复卧室的床铺后面隐藏有一个地铺，严复经常一个人卧在里面吸鸦片，以蚊帐为遮幕。此事后来传到李鸿章耳里，在李鸿章看来，也就不便再加重用了。

    严复张狂自傲的才子意气和不良嗜好，终究使他成不了“良相”之才，但却因此赢得了一个唤醒同胞的启蒙者的地位。借助于闲职所遗的大量时间，借助于水师学堂的幽雅环境，借助于仕途坎坷所积累的满腔激愤，他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语言才华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甲午战争以后，他写了一系列犀利的文章，猛烈抨击旧制度和旧文化。他的译著《天演论》在中国知识界振聋发聩，激励起整整一代民族精英。

    仕途上的失败者成就了思想文化上的巨人，个人的失志成就了国家民族的幸事，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历史契合。如果当初清廷对严复委以重任，如果严复科举高中，如果李鸿章大力提拔，以严复的性格和实干能力，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无大作为的大官僚而已，岂能如此扬名千秋？

    （《中国社会科学报》4．28 金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