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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飞跃在自己的博客里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信息领域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期刊少，由于历史的原因使LNCS（计算机科学讲义）位列其中，本是件好事，无奈让一些中国人发现了，成了“疯狂开采”SCI、造假敛财的绝佳工具；原本在国外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会，到了中国，投稿数量剧增，会议文集也从薄薄的一小本变成厚厚的几大本；计算领域有人一年就出20多篇SCI文章，都是通过LNCS“挖掘”出来的。
更让他觉得滑稽的是，“当LNCS从SCI中被删除时，其他国家的学者连注意都未注意到，但在中国却被看成一个‘事件’，还有了类似于《LNCS倒了，中国的文章投向何处？》的专门讨论。”
“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召开学术会议的目的出了问题。”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闵应骅对此一针见血，“学会要召开学术会议是为了扩大学会的影响；大学承办学术会议的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大学或自己的研究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交差。”
“学术会议的本义是什么？”记者问。
“学术交流”，闵应骅脱口而出，“就这4个字。”
“学术会议应该成为真正交流学术的地方，而不是搞浮夸的高产田。”在闵应骅看来，学术会议主要不是发表论文的地方，会议出论文集是为了学术交流的方便，“有的学术会议，没有论文集，照样可以开得很成功”。
多年参加国内的学术会议，令闵应骅感到遗憾的是，大多数学术研讨会，都是与会者宣读各自准备好的论文，很难见到进行深入交流甚至交锋的场面，“要知道，思想的火花往往是在辩论中碰撞激荡出来的。”
钱学森在世时对此也有着类似的表述，“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学术会议泛滥背后是监督的缺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此开出药方：首先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强化审计，比如一些官员参加学术活动，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限制，特别是对于会议期间的旅游开支、公费报销项目；其次，加强对办会单位的项目财务监督，对于会务收支，具体各项的明细，应该透明化，避免经费黑洞。
在熊丙奇看来，对于学术会议进行行政审批监管固然有其积极效应，但这一举措也是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还是要强化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机制中的主体地位。譬如在国外，对于成果的认定最权威的就是同行评议，当所有人都知道有些事意义不大,自然就会冷下来了。”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别敦荣呼吁，学术会议最重要的是回归其本来面貌，即学术会议是学者同行交流思想的机会和场所，要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最关键的是要抵制和回避非学术的因素。”
（《中国青年报》5．17 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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