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细节读真切的党史

    原有的党史存在的记忆误差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914年9月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后，也经常不去上课，只不过他不去上课是去参加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由于他总不上课，1916年2月2日被校方以“长期欠席”为由予以除名。

　　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为自己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担心一旦离开广州，款子就可能泡汤，因此放弃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公博倒是参加了一大，后旅社隔壁房间发生了枪杀案，他竟不待大会闭幕便落荒而走……

　　这些细微之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党史人物的性格，并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未来的人生轨迹。

　　中共的卓越领袖毛泽东，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北京。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说，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的时候，“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不过，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是在1920年8月，面世后供不应求，次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呢。

　　毛泽东有可能是在杂志上读到过《共产党宣言》的译文，1919年4月《每周评论》第16号刊载了舍译《共产党宣言》，1919年11月《国民》2卷1号刊载了李泽彰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但都是节译。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据罗章龙回忆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毛泽东也许读过这个油印本。

    “中山舰事件”源于一场误会

　　大革命时期影响国共合作的重大事件首推“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占领中山舰，逮捕时任海军局代局长和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系共产党员，海军中将），并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戒严。通常以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但是，这不过是由于中山舰的临时调动引发的一场误会。

　　敏感而多疑的蒋介石，误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试图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送往苏联。不过仅仅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下午，当蒋介石意识到这完全是自己的主观猜忌后，他就取消了戒严，下令交还收缴的武器，并放回被软禁的党代表，重新恢复常态。但这一事变涉及国共及苏联的关系，性质是严重的，因此蒋思想压力极大。

　　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1926年6月28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训词》中又重申：“我可以明白（地讲），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确定是要合作到底的。”历史真相和人们的固有认识，差距真是太大了。

　　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

　　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中共用了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全中国，也许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毛泽东必胜的信念却是坚定的。

　　打胜仗除了信心外，正确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1947年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华野以九个纵队加一特种纵队，共计27万人，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计3.2万余人。这可谓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经典。

　　然而，这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原因，还应看到更多的细节。国民党军历来不大重视后勤补给。整编七十四师全系美械装备，射速快，火力强，同时弹药消耗也大。该师虽然超越编制自行编组了一个辎重团，但却挂羊头卖狗肉，是个步兵团。而且每至战斗，就把辎重及工兵等勤杂部队改编为战斗部队，而不是设法为辎重团增加大车、骡马等装载弹药的设备，因此，整编七十四师仅用了两天就打完了所带的弹药。而该师的后勤能力在国民党军中还是最强的，其他部队就可想而知了。

　　反观中共部队的后勤补给，据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动员了500多万民工，大小车辆80万辆，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要知道是役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合计不过60万人而已。有这样悬殊的后勤对比，国民党政权想不垮台都难。

　　（《北京日报》5.9 马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