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汝霖是什么人?现在已近无人知晓——这位上世纪40年代中共川西南地下武装的负责人,于1947年9月25日在大邑龙门坎被地主武装抓获后,经残酷刑讯,枪杀而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共产党员徐达人。这支地主武装的“老板”就是刘文彩,是他亲口下令“枪杀示众”的。而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死在刘文彩这个“中将清乡司令”手里的共产党不止十位。
这是怎么回事?这几年一些翻案文章不是说刘文彩是一个“扶危济困的大善人”,一个“兴学建校的开明士绅”么?怎么会有这手血债呢?
关于刘文彩的“行善”,这也是可以相信的。人是“立体”的,地主也不是一生决无一件“善事”,例如放粮济困、开校建学这样的事,“地主”中不仅刘文彩一人做过。这一面,我们既不必看不见,但也不能由此得出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是“善”的这样的结论。就拿刘文彩“揭秘”之后来说,在大邑的刘文彩家乡,就有一批年近九旬的当年佃户,出来诉说刘文彩的“大斗进小斗出”、灾年的“铁板租”、特制的“风谷机”以及因为交不出租谷而被“抓人夺佃”的往事。
有一种观点,叫做“本质论”,意思是说不能因为刘文彩们济过几次困、建过一两所学校,就否认整个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更是说,不能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有过一些“左”的东西,就否认整个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消灭封建制度的基础。这个“本质论”,我看并没有错。
(《解放日报》4.19 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