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彼得堡,我住的旅馆在一条叫“豆子街”的尽头,对一个旅游者来说这是个绝好的驻足地点,前后左右全是赫赫有名的景点。隔窗一看,对面是一排办公楼和公寓楼,不算高,也就是五六层,建筑风格很古雅,是老房子。临街的墙上镶挂着六七块长方形的白大理石板,走近细看,原来是纪念标志,纪念一批名人先后在此居住过。顶头上的是纪念捷尔任斯基的,然后依次是纪念歌唱家、诗人、中亚某国总统、学者、演员和作家的。
发现这些纪念牌之后,我便开始留神圣·彼得堡大街上类似的牌子了。一看不得了:闹了半天,这种纪念牌比比皆是,有特别震撼的力量。
这些纪念牌的性质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们几乎全是纪念文化名人的,像捷尔任斯基那种类型的人只是极少数。
转过“豆子街”,走上“小海街”,一抬头,发现头上一块大牌子,是纪念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说《白夜》在此写成。再走几步,一抬头,一块纪念柴可夫斯基的大牌子又在眼前,而且上面写着,柴可夫斯基晚年是在此公寓中生活的,直至去世。我当时就很激动。以后,每次经过,总要停下来看看,心中充满了敬意,宛如朝圣一般。
后来,我发现圣·彼得堡的文化名人纪念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每块牌上都有传主的浮雕侧面铜像,镶在大理石底板上,相当精致。牌上说明词大半是说传主是哪方面的专家,何时在此居住,在此有何突出的成就。
这一招的功效是了不得的,它们营造的那种文化氛围,那种对文化名人永恒的尊重,给人们带来的惊喜和兴奋是不可估量的。妙在这种牌子如果很多很多,一会儿碰见一个,会把那惊讶、那兴奋、那激动“一惊一乍”地推向高潮,造成一种神奇的判断价值,形成一种精神力量,这就叫人文素质吧。
(《解放日报》4.9 舒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