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何以发生

    清王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丧失了主动“现代化”的机遇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

    多的不说，从中国应不应该使用电报的争论，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国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电报”却长期被认为有害。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这种逻辑中，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罪莫大焉！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

    如此“直观”之利清政府都看不清，诸如那些“好处”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的制度变革，清政府更不可能积极主动进行了。总是在大难之后，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才非常被动地作某些“改革”。因为非常被动，因此在“温和立宪”与“激进革命”的最后竞赛中，以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激进革命”胜出告终。

    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然而，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过激”，则有违史实大矣。

    其实，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路线的。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的。

    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外。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个不能说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清廷不珍视民情民意

    直到1906年9月1日，清廷在巨大压力下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

    然而，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

    在官僚体制改革方面，清廷在1906年9月6日即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虽然只是行政改革，毕竟是一种改革的姿态。但11月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满人权力更大，连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都被打破，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

    官制改革尚且如此，立宪原则上就更加滞后。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在1908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但这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连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重要的是，立宪派以士绅为主，正是清王朝的社会基础。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清政府众叛亲离，最终垮台。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雷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