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大地上,有一所古老的学府,这里走出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倡导最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变革;当国家发生“天崩地解”式的剧变关头,这里站出了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
这就是世所罕见的岳麓书院。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咸平四年(1001年),潭州太守李允则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赐给其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从北宋开始,岳麓书院更成为地方的高等学府。
元明清时期,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周敦颐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
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这种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
(《新华每日电讯》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