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京版问责办法——《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明确党委和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问责的实施首先要解决问责的主体问题，过去没明确，实际上主要是纪委和组织部门作为问责主体。但党风廉政建设第一主体是党委，现在北京将问责主体由专门机关和职能部门扩大到党委政府，问责效果就会大大提升。
李永忠表示，要完善问责体系，还需要解决“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的问题。
由谁问？党政组织要问责，专门监督机关要问责，群众要问责，媒体要问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要问责；问什么？应当问决策、执行、监督之责！目前是问执行之责多，而问决策、监督之责少；怎样问？既要问领导之责，也要问政治之责；既要问重大事故，造成重大损失之责，也要问在位不谋其政之责。
毛泽东说过，领导的责任主要有两项，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用干部，关键是大胆选拔和使用优秀人才。分管干部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多一些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的态度和襟怀；出主意方面，领导不仅要会自己出主意，更要会调动大家出主意，会用别人的主意，这样才会把一个地区治理好。而我们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会、不愿、不敢用优秀人才，自己出不了，也用不了别人的好主意，这种治理就很差。而问责制，首先就要问领导干部出主意、用干部之责。
李永忠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依法依纪，不能乱问责，这就需要制定和细化相应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来保障。
（《京华时报》3.23 孙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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