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致敬文化共识

    一次次的成败激荡，29载的岁月沉淀，春晚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文化习惯”或者“文化依赖”。

    2011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总导演马东，透过春晚日臻成熟的独特文化存在，阐释其对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意义，进而引发对文化仪式和仪式感的探讨。

    仪式感是否有助于解决文化焦虑

    记者：一种观点认为，在传统年味日渐淡去的今天，对春晚好看与否的激烈争论，恰恰说明了很多人已难以摆脱对春晚这个“新年俗”的依赖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留恋。您是如何理解并实现春晚对年味的承载的？

    马东：处在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总会觉得自己干这个事不容易，其实容易或不容易，跳出来一点看，就发现那真的就是你目光狭窄的部分。我希望自己能从中跳脱出来，但并不容易。说实话，一台春晚要完成对年味、或者说春节文化味的表达，是一个艰巨的使命。我认为，只能是“勾起”，它勾起人们对文化的怀念。

    如果我不参与春晚的导演，我会给它很多定义。但真的涉身其中了，你所设想的和你实际操作的往往可能是脱节的，无论是文化思考，还是文化主张，在操作层面上很难让它贯通。

    试着剖析来看，首先，春晚是春节的仪式。在我们的文化历程中，所有节日的形成，都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意义重大。没有节日，就没有所谓的民族基因，因为我们的记忆就是凝固在节日上的。也就是说，没有节日，就没有我们的文化记忆。

    “节”者，结也。它就是你走了一段路后，给自己栓个扣的地方，给自己做一个总结的地方。

    记者：节日既是厚重的民族记忆，又是鲜活的文化方式。

    马东：在农耕社会里，节特别容易与耕作、时令相联系，许多节日是二十四节气演变出来的。单说春节，它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节日，或者说它是一个团聚的节日，是一个让自己回到人的属性、回到家里找自己位置的节日。因此，人们要赶在春节，回家充电，回家找属于自己的人的属性与家族的位置。中国人凭借着各种过年的仪式，既完成了辞旧迎新，也重构了人际关系，这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精神资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社会却出现了一种文化焦虑。这种文化焦虑，是由于我们跑得太快而产生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文化的根，就能解决这种文化焦虑呢？不是那么容易。

    反过来说，今天我们强调文化的仪式感，是不是有助于解决我们的文化焦虑？目的是这样，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文化仪式也好，节日习俗也好，它是文火慢炖沉淀出来的一锅老汤，和味精、鸡精调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今天我们对文化仪式的重视与推崇，有点往里放味精的意思，因为我们着急，又别无他法。

    标签，有总比没有好

    记者：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将形式化的标签“牵强”为仪式。

    马东：是的。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用标签。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记者：因此，即使春晚被误读为某些标签，那也是具有美好出发点与积极意义的标签？

    马东：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春晚已经具备了属于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文化气息。

    具体地，我们可以从这样来解读。第一，这29年来，春晚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形成了一个行为共识。在每年的除夕之夜，它或多或少会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元素。

    第二个层面，春晚是国家的话语空间。政府通过春晚的形式，向老百姓交代一下，老百姓的事我们关注了，比如像今年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的草根阶层，又比如房价的事情。

    所以说，这是一种国家叙事，是一年一度的国家意志与民间意志的对话，表达一种主流文化意志。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希望逐渐把春晚培养出一种仪式感。通过这个仪式，当大家吃着饺子回顾着这一年时，不光回顾自个儿家里的事，也回顾一个国家的命运。

    记者：一个宏大的国家叙事文本，是否容易疏离生命个体的状态与情感？这样，又将如何达到有效表达与情感共鸣？

    马东：今年春晚开场歌舞设定的主题是“回家”，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行为共识，也是一个最能引起共鸣的情感命题。主持人上来第一句话就问，“都到家了吗？”有人说这是废话，没到家能看电视？但不说这句废话说什么呢？怎么开始呢？它不是2011年春晚的一句话，它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一定要说的一句话，一年将尽夜，万里归乡人，就是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共识，这是我们对这种文化共识的致敬。

    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的文化心理必然也会发生变化，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不能变的。

    春运、回家过年是最大的文化仪式

    记者：春晚能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实现一种怎样的文化使命，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在努力完善自身的文化仪式？

    马东：春晚体现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敬意，是对幸福生活的敬意，春晚有它自己的文化命运。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民众不需要春晚去唤醒什么。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大包小包拎着礼物，他们坐10个小时的火车往家赶，这就是一种仪式。在人力高度流通的时代，春运、回家过年就是最大的文化仪式。

    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是这样的？这种仪式的力量，贯穿整个腊月下旬到正月十五，这是原生的，这是发自每个人内心的一种仪式。在我看来，如果哪一天中国人过年不回家了，那才是我们文化真正的危机，那才可怕了。

    春晚，则是一个强大的人工仪式。走过这29年后，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最成功的人工仪式，但归根到底是“人工”的。

    记者：春晚是人工仪式，您又如何定义非人工的、真正的文化仪式？

    马东：对文化仪式的判断，第一它应该是自生的、原生的。第二是共生的。第三是相对长时间形成的。它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还被人们都接受了，它就形成了。

    仪式虽然是外在的，但它必然指向某个内核，有关生命感、价值观以及文化认同。

    比如，观众为什么喜欢旭日阳刚？因为每个人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他们那一句“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就使这个社会产生一个共振。两个农民工唱，大家知道他们有一天可能真会如此，刹那间就被触动了。这时候共生、共识就产生了。仪式的原生和共生特别重要。仪式是不能被提倡出来的，可以被感染，但最终要变成自我感受的一部分。

    没有了仪式感，剩下的也不多了

    记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正变得简单和模糊，这种现代化带来的变化会对我们的文化传承造成什么影响？

    马东：现在，一些人忧心忡忡，我们传统的礼仪消失了，很多孩子不会磕头，也不知道压岁钱要怎么给怎么拿，等等。而我觉得这些一点都不可怕，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就不那么可怕了。文化从来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生活没有了，它就没有了。所以一种文化礼仪没有了并不可怕，那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了。但是，会有新的礼仪诞生于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是，一脉相承的东西还在。

    春晚研究整点仪式的时候，我们就说，弄什么仪式啊，让一个近三十年的传统和一个三千年的传统去较劲？到时候就走人，放鞭炮去了。听着爆竹声声，看着火星灿烂，这一年的忙碌和新一年的期许，都在这一瞬间获得了意义。

    记者：我们时常听到一种担忧：今天我们的传统节日只剩下吃吃喝喝了。

    马东：我们为什么不把吃与喝也视作仪式的一部分呢？在吃喝过程中，其实也存在并传承着某种饮食文化。仪式感并不能成为我们对某一文化事项进行判断的要素，但没有了仪式感，也许剩下的也不多了。我们还应该看到，仪式与仪式感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比如，短信就是一种新的拜年仪式。

    记者：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这对我们自身文化的伤害是存在的吧？

    马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文化历史观，顺其自然。

    文化是川流不息的，不能硬让它停下来随你摆弄。

    （《解放日报》3.18 黄玮 吕林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