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成本高于违法成本

    每年的“3·15”活动虽然揭露了不少问题，但无良企业和商家害怕的少之又少，罚款又能怎样？风头一过又可挣大把昧良心的钱，反正违法违规成本极其低廉。

    老实本分的百姓日子本就过得不易，被假冒伪劣产品坑骗，掉进潜规则陷阱，自然指望能挽回损失。不是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而是头脑冷静下来一掂量高昂的成本，不得不忍辱负重而放弃。消费维权热线难打，消协身份不尴不尬，职能部门把搪塞、推诿等功夫练得炉火纯青，难找说理的地方。

    总是缺席的监管往往对无良商家万分仁慈，无动于衷地放任坑骗欺诈等现象蔓延，而涉及到法律层面，存在“谁主张、谁举证”等规则缺陷，获得高额赔偿等法规迟迟无法出台。制度的关键在于落实，如果法官轻易夺去了公民的消费者资格，再优良的法律也将沦为“稻草人”。一条条底线失守，一个个是非混淆，张扬什么、反对什么似乎一目了然，消费者维权和守法经营成本高昂，而无良商家的违法成本却很低，非法所得远远超过被罚款，底气十足。

    如果说顾客是“上帝”，那无良商家更是“大爷”，身份、伦理的错位导致了社会责任和道德血液流失，颠覆公众对公平、道义、规则的认同和遵守。但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公民，更冲击、重创城市文明、地区形象以及科技创新和创意、装备进步、产业升级等链条。

    观念影响行为，如果还意识不到无良企业的危害，靠什么动机来校正失衡的市场秩序、清除病毒呢？

    （《南方都市报》3.17 袁斗成）